对于科技、教育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小平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象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
一方面，小平同志以“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复出后，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并把是否抓教育作为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把工作重点转移好的标志。为了使科学、教育早出成绩、快出成绩，小平同志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时，把科学和教育与农业、能源和交通放在同一战略位置上。他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依据这样的战略目标，小平同志提出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科教事业的投入。他说，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得钱，也比我们多几倍。因而，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在强调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同时，始终要求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小平同志认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发展科技和教育的经济基础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如果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这样，小平同志就把科教文卫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的辩证关系理清了。
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经济结构问题，提倡狠抓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他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为了理顺这些关系，小平同志十分关注经济调整工作。60年代的调整，他是积极的参予者和决策者之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调整他是主要的决策人。他认为，调整是为了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如果不凋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
在产业结构的安排上，早在60年代，小平同志就强调：“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考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加上管理水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他提出：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第二要抓基础工业，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这就是我们的纲”
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对结构问题更多地从宏观战略上考虑。1982年他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一文中指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至于具体步骤，小平同志认为，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哪些项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个安排，不能挤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资金、材料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鉴于我国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浪费的严重局面，小平同志要求全党加强投资方向的研究，并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他说：“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入手，我看有道理。我们在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他主张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