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平同志看来，中央财政是否有权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地方财政是否有全局观念上。早在1954年的财政部长任上，小平同志就一再叮嘱全国财政厅局长：“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防止发生局部不照顾全体和中央的现象”。小平同志要求地方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思想，随着他走到更高的领导岗位而变得更为强烈。他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他表示：地方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对中央部门提出的意见，“毕竟是从一个角度，从那个省，那个市，那件事，那个问题考虑的，就这个问题的本身来说，无可厚非，可能是很对的，但是从全局来说，有可能办不到。现在我们需要统一的是全局怎么办”。
第二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的有无与强弱上。中央财政的权威除地方尽力维护和必要的制度保证外，还必须有足够的财力作后盾，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财政就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资金。“中央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好多应该办的地方无力办的大事情，就办不了，一些关键性的只能由中央投资的项目会受到影响。现在全国的企业，包括一些主要企业，很多都下放了，中央掌握的企业收入很有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致使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一个多百分点，即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0.8％。再就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来说，也是惊人的相似。“六五”和“七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0.6：69.4和39.5：60.5。到1991—1993年，两者的比重分别为29.8：702、28.1:71.9和22.0:78.0。难怪小平同志说：“中央现在手上直接掌握的收入只有那么一点，这算集中？”。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但如果考虑到刚性的税收返还和体制退补等因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如此之低；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把它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也是少有的。它极大地影响、制约着国家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为今之计，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管理体制，加强征管力度，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改革所势在必行的事情。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回复到过去中央财政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状况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的目标是做到在集中统一下有序地运动。对此，小平同志总结道：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办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四、优化财政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结构问题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问题。小平同志历来重视经济结构问题，把财政分配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结构调整的强有力的手段。因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成为小平同志全局财政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再生产规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切科学技术都同国防有关，教育、文化、卫生等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因此，科技、国防、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是维持生产力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
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是科学的基础。因此，小平同志所讲的生产力，是一种广泛意义的生产力，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力，而且包括着科学、教育等诸因素在内。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小平同志讲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结构调整就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科教文卫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