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外抗强暴﹐内拒奸恶的利剑。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为着追求自由和幸福﹐追寻光明和进步﹐为着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从不畏惧﹐绝不屈服。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一次次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统治者﹐迫使他们做出调整政策的让步或是导致改朝换代﹐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改革精神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为着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促进国家的强盛﹐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殚精竭虑﹐不畏艰难﹐不顾身家性命力促变法改革者。战国时期有商鞅变法。商鞅主张"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韩非力倡变革思想。他认为"世异必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西汉时有晁错之变法。北宋有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代又有张居正变法。近代的"戊戌变法"更为世人所熟知。他们或是力主改革土地所有制﹐废止世袭特权﹐巩固封建统治﹔或是建言削蕃﹐加强中央集权﹔或是改革税制以缓解社会矛盾﹔或是变法以求富国强兵。无论成败﹐他们的努力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了时代精神。他们的思想或主张在当时或是后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实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总体目标的改革﹐更是一场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除旧布新的伟大创举。仅仅二十余年﹐中国面貌一新﹐走上富强之路。改革精神在神州大地从来没有这样深入人心并展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开放精神在中国经历了由重在政治交往的开放﹐到以有限地引入西学为目的开放﹐再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尚书》中提出的"协和万邦"的开放思想指向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对异族异域的融会。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是一种政治交往。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汉唐以来﹐由于中国的强盛﹐统治者以中央王朝自居﹐因而其外交策略多有俯视世界的意味。例如﹐汉初陆贾提出将"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作为汉王朝的外交指导思想。此外﹐由于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也使得中国难以认识到向外国学习和与外国的经济交往的意义。"丝绸之路的形成虽然对于沟通中西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它对于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发展的影响只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则更是以宣示国威为其宗旨。直到近代﹐在列强倚仗坚船利炮欺凌的压力之下﹐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伍。从而有冯桂芬提出"学西方﹐谋自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后有"中体西用"之倡和洋务运动之兴。中国旨在接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开放意识逐渐觉醒。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迟滞状态的紧迫性使以开放求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邓小平以求实精神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开放。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放精神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并带来了历史性的巨大变迁。
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必需进一步弘扬中华精神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使中国开辟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我们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务必清醒地看到﹐发展中的问题不容忽视﹐走向未来依然任重道远。在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的进程中，切不可忽略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全力推进"科教兴国"﹐推进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而且必须大力弘扬中华精神。弘扬中华精神应当作为与科教兴国一样重要的国家大政方针予以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