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模式的创新需要有一个新的文明体系的撞击，中国文明的吐旧纳新需要一面进行思想启蒙，一面向西方学习，建立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摧毁专制政治的根本在于权力的分化与制衡。中国思想家对专制皇权的怀疑从明末便可见其端。唐甄在《潜书》中就激烈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衍至清末，谭嗣同更是尖锐的抨击君主专制："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见《仁学》）西学的传入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与儒学完全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文明体系。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平等、自由、民主思想，如暗夜长空中的闪电，划过数百年的时空，惊醒了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认同使西学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我们也只有以西学为参照系才可能跳出传统的眼光，重新理性地审视历史，理解传统，改造社会。旧文明的惯性力量之大，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在辛亥革命后，鲁迅先生突然发出一个至今听来仍刺耳的让人流泪的声音："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在人口众多，土地广袤的中国，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且知识水平低下的农村社会，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仍然是现代化的一个极大的阻力，专制主义-小农经济-儒家文化的体制的真正颠覆，需要长时间的韧性的思想启蒙，更需要建立新的现代的制度。
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不止是农民的局限性，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论打出多么漂亮的旗号，许下多么动听的诺言，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农民起义便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