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专制权力的参与下的实施与推广，使老百姓的意识中，也同样渴望一个"仁"政的君主，渴望德治主义的实现。在这里儒家思想得以大众化，世俗化，与中国一般民众的思想形成了一致。最要命的是这种思想一致使中国人对专制主义由衷地认同，对专制主义政权也由衷地认可，因而每一个农民领袖取得胜利夺得政权之后，起义的种种美丽动听的诺言便顷刻成为泡影，他们迫不及待地"登大宝"，心满意足地享受着极权在手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同时儒生也便以"汤武革命"的思想传统大力证明新朝换旧代是如何应天顺人，证明其道德性，合理性与合法性，史官更是以名造实，把政治流氓的历史学写得神乎其神，即便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不也把刘邦之母与大蛟交媾而生刘邦的传说煞有其事地写进正史吗？其目的不外乎证明宝座上的皇帝是皇权天授。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以神自居，要求报德的心理与民众奴性心理的延续便是自然而然的。明朝灭亡以后，李自成在京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开科取士，考试题目便为《天下归仁焉》、《天与之人归之》、《若大旱之望云霓》等一类的东西，其意在于把自己打扮成救苦救难的大圣人。儒家思想中应天顺人的仁君，要求民众绝对从自己的统治。
在民众方面，民众的专制主义意识成为专制主义体制得以代代相因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集体"，没有"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思想中，人纯粹是作为"君""臣""父""子"的角色而存在，而独没有"我"！衍至后来的礼教，更充斥着"三从四德"的义务信条。人们从来就不曾以社会主体的角色，以主人的意识看待个人同国家、社会的关系。不论是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还是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都体现了一种权力利益欲是冲动，而非自主意识。人们所希望的是仁君、救世主的出现，一劳永逸地解决平等问题，使他们的灵魂得以长久地寄系在巴掌见方的一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有衣有食，安居乐业，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同于专制政治，渴求继续小农经济的劳动方式。缺乏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消极地对待政治使人们满足于小农经济而无法从苦难中觉醒。这一方面后果是放任着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剥夺无权者的一切权利，甚至包括生存权，横征暴敛由之而生，穷兵黩武由之而起，直到苦难的积聚业已超出社会的承受程度而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形式做一次总爆发。纵观每一场农民起义的发生背景，无不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中国农民的忍耐力是世界史的一个奇迹，其他国家的农民起义，大部分是为自由而战，中国则是为饭碗而战。缺乏独立意识与人民消极对待政治的另一方面后果是使农民起义胜利以后，农民领袖立即脱下布衣换上龙袍，继承前朝君王的权力继续专制统治。往往开朝之初会有一段时间与民休息，实行怀柔政策，使天下相对太平，而在太平之中体制带来的另一轮苦难又在悄悄地积聚。正如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所说，中国人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专制集权主义政治的最大特征是对生命的漠视，为了达到某一个人或某一撮人的利益不惜借用权力剥夺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残害生灵。"人民"在专制主义统治者眼中不是生命，而仅仅是一堆数字。专制主义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剥夺人的自由，扼杀人们的自主意识，扼杀思想，扼杀文明的创新，使全国匍匐在权威的脚下，永远为奴为婢，贪污腐败、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是专制主义的痼疾，这些都是对人民利益无情的剥夺。在古代社会人民的苦难主要由专制主义体制所造成，最大的社会矛盾是人民与专制主义体制的矛盾。但在文化思想、社会文化的束缚下，人民不仅把小农经济视为最理想的经济生活状态，而且进而对专制主义体制由衷地认同--这就是农民起义的悲剧所在。由此，每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的直接矛头都不是指向权力本身，而仅仅是某个王朝甚至是某个权力者。因而起义的成功带来的便自然不可能是矛盾的消解，而只是王朝、统治者的更替。农民起义表面上有破坏性，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损专制政治体制之毫厘。相反，它总是在专制主义政治与人民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时候爆发，又继续专制主义统治。可以说，农民起义成为了专制主义政治的一种调节机制，从另一个角度维护着专制主义的政治秩序。农民起义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体制的生存、延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