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苏联允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以及受苏联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国营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较好、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也使毛泽东感到用公有制逐步吸纳和改造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效果甚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并且最好是这种随着工业化进展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按照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的初步设想，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即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日，即是它开始走向消亡之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里。
二、新民主主义的终结及其历史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建国理论基础的，这可以从《共同纲领》看出。同样，1949年至1952年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如预期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简单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第二，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依据。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最佳的桥梁。第三，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分清了轻重缓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新民主主义所包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思想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填补了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思想，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可以“两利”的思想，实际上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多少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