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非经济的原因（至少从表现形式上看是这样）而敢于违规的人多被当地干部们称为“大社员”。“大社员”是一个产生于人民公社时期的词汇，用来形容那些敢于同领导对着干，“蛮横而不讲理”的人。在一些人的眼里，“大社员”一词实际上等同于“刁民”，是一个带有强烈否定性评价的词。但是，经过亲身的调查和多次同这些人的交谈，笔者发现，这些“大社员”其实多半颇有见识，他们有一些文化，懂得一些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其中一些人甚至还担任过村组干部，[1]他们知道国家高层近年来三令五申地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农民的不合理负担，更不得以强制方式向农民收取负担，他们在这种政策和新闻舆论的造势之中发现了拒交行为的“合理性”与活动空间。所以，他们给自己找的拒交理由十分“充足”，行动的分寸感也把握得很好。首先，他们从来不拒交农业税。他们说：“农业税是皇粮国税，自古以来，农民向国家完粮纳税，天经地义。而且，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国家没有侵犯我的利益，我也不会不交农业税。”对于他们的这种陈述，乡村干部评价说：“这些人很精，他们知道抗税违法，公安机关都可以抓的，他们也不敢出这个头。”其次，他们也知道自己这种相互拉扯的小道理抵不过应该完纳税费的大道理，所以，他们从来不表示不交“双提款”。他们反复说：“不交是迫不得已，现在不交不等于以后不交，只要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损失得到弥补，马上可以补齐历年的欠款。”表现出了一种弱者的以退为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姿态。[2]
但是，站在乡村干部的角度看，以拒交提留作为表达诉愿或者与乡村权威讨价还价的做法显然没有道理。因为问题归问题，提留归提留，“哪条河的水往哪条河里流，长江里的水流不到黄河去。”[3] “这完全是扯横经”（意为胡搅蛮缠）。而且，“各种收费的数额也都是由政府统一规定，并不是由着谁想不交就可以不交的”（一干部语），否则，政府的任务如何完成？乡村干部的工资如何保障？政府的权威又往哪里放？所以，前几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乡村干部有时候也会对“不明事理”、“不听劝说”的“大社员”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而基层政府也往往会为这种强制执行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例如以办法制学习班等形式，将公开抗交者带到派出所，进行住班教育，直到认识错误，交清欠款为止。应该说，撇开一些素质低下的干部对农民“动粗”的现象不论，从总体上看，对于乡村基层组织存在着的这种强制行为不宜只是从道德上苛责，因为任何深入乡村从事田野调查的人都会发现，在基层政权和村级组织的治理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乡村干部再缺乏这种强势的支撑或者不能以一定的强力潜式为背景，那么，在涉及到诸如税费提取和计划生育这一类关系到宏观社会利益与微观个体利益冲突的较量中，乡村干部是很难完成国家任务的。从这个角度看，笔者倒以为强制行为是在现今的乡村权威与秩序格局下不得以而为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它不具有道德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但却可能具有技术上的适用性。
问题在于这种适用的技术选择势必要使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在道德上付出代价，并且会进一步损害整个政府体系的形象，拉大政府与农民的距离，而这恰恰是为国家高层所忧虑，并且为一向注重维护农民利益的新闻舆论所不容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近年来不断增强的减负措施中，禁止以任何强制措施征收农民负担也就成了中央强调的重点。中央的考虑无疑是从宏观上和政治上着眼的，但这种宏观上的举措一经进入具体的村庄，在保护了绝大多数农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规范了乡村干部的行为时，却也可能使前述那种拒交行为获得一种安全感，并使乡村的行政丧失强力潜式的背景。一方面，那些拒交者不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遭到乡、村两级的惩罚；另一方面，失去了对农民的控制能力，却又不再敢轻举妄动的乡村干部面对着少数“大社员”的越轨只有干瞪眼。结果，减负的举措却可能产生拒交的后果，尤其是在缺少相应措施解决这一难题时，情况可能更加糟糕。总之，中央有中央的宏观考虑，基层有基层的具体难处，而“大社员”也有“大社员”的独特智慧。在这种三方利益的错位与博弈之中，拖欠的增多便成为一种势所必然的趋势。面对着这种情况，乡村干部普遍表现出了一种无力感和挫折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