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毛泽东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毛泽东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
第十，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4月，毛泽东在欢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设想。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宣布我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后，邓小平于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践已经证明，用这个构想和平统一祖国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