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是所有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一部分。其成功集中表现为付出的代价最小，取得的效果最大。不仅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正在向小康目标迈进。农产品供求态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即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为推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归根到底，在于农村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统治较为薄弱的领域，市场取向的改革阻力甚小，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城市，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的区域。
一、农村人民公社是国家控制农民经济权利的一种组织形式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之所以要构造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强制压低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确保农产品统购统销任务的完成，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前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提供资本原始积累。超前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四者是相辅相成的。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经济发展战略，对农业所提出的要求是：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必需的农产品数量；在价值形态上，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最低限度的启动资本。在各国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从农业流向工业、从农村流向城市，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则主要采取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来实现资本的转移。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为的是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城镇居民生活对农产品的需要，并通过国家制定的低价收购农产品政策，把一部分农业收入转化为工业化启动资本。应当认识到，农产品统购不仅仅是农产品收购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国民收入分配方式，也就是说，农产品统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同时还具有从农业转移资本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又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或者说，统购是交换和分配的统一体。
作为计划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是服务于超前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从而形成一整套相当完备的制度体系，其在农村的微观政治经济组织制度，就是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农村各级经济组织变成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以党和行政组织的职能来代替经济组织职能，完全否定各级经济组织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形成，为的是强化国家对农业生产与流通的行政干预，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国家控制农民经济权利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通过直接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禁止自由贸易、关闭生产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等手段，使自己实质上成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的第一决策者友配者和收益者。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在合法的范围内，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它虽然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却无力抵制国家对这种所有权的侵犯。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同，农村人民公社经济组织从一开始就置于国家的强制控制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控制也是相当严格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真正区别，就在于国家虽然支配和控制前者，但并不对控制的后果负直接财务责任，而国家支配和控制后者，则要以财政确保其就业、工资和其他福利。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独立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甚至怎样生产，更无权在市场上签订购买生产要素和出售产品的合约，但却要承担一切自上而下推行的行政命令的经济后果。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建立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安排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产权不明晰，缺乏必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因为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其产权是以共有产权形式表现出来的，虽然从理论上说，每个成员都有共享资源和获取利益的权利，但谁都无法界定哪一部分资源属于自己，共有产权无法对象化于集体成员身上，造成“产权的虚拟”，这就会造成制度安排上微观经济主体的缺位。在这种僵化体制下，公有财产收益和流失，对每个当事人来说，都有很强的外部性，从而导致劳动监督成本过高。与此相联系，这种体制并不提供劳动激励规则，产品的平均分配取代多劳多得原则，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由此决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必然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1957年到1977年，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20年间每个农民总共只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产量，20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0．5公斤，1978年全国有2．5亿农民没有解决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