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是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正常现象，对付犯罪，仅仅依靠刑法的力量和刑事司法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基于犯罪功能论和社会团结理论的立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刑事政策和社会整合之间的互动关系：刑事政策必须立足于促进社会整合；良好的社会整合状态使得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变得更为从容。由此，必然带来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面貌上的一些变化。
序 说
“‘政策’是一种给思想贴上标签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方式，以及证明实践和组织安排的正当性的方式”。[①]对于刑事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犯罪预防政策、犯罪压制政策和罪犯待遇政策三方面。关于刑事政策效果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考察国家力量在刑事领域的作用发挥如何，即我们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动用国家司法资源，来有效、准确地打击犯罪。为数不少的人比较极端地认为，国家严格执法或者在特殊时期超越法律，严厉对待犯罪，追求高逮捕率、高起诉率、高定罪率，就可以更有效地压制甚至消灭犯罪，由此可能导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严打”等非常性举措。
但是，这种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动用国家力量关注大案，贯彻重刑主义的思路是否奏效，大可质疑。犯罪天天都在发生，但真正受到注意的只有一些骇人听闻的重大刑案，对这些影响很大的案件，司法机关以被告人罪大恶极，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之名，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但这些重大刑案，往往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5%左右，其他大量的普通刑事案件，不受舆论以及公众的关注。事实上，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足以影响整体治安环境的正是通常意义上的小案件。所以有时即使破了大案，公众仍然可能觉得不安全。
第二，刑事政策以有效地将犯罪控制在可以为国家、社会所容忍的范围之内为目的，而不以消灭犯罪为目的。学者指出：“让我们大家不要犯错误。将犯罪从常态社会学的现象中划分出来，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犯罪是一种由于人的不可避免的弱点而必然产生的现象，尽管犯罪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可以断言的是，犯罪是公共健康的一种因素，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因此，不能将犯罪从常态社会学中分离出来，犯罪的出现虽然令人遗憾，但它的确是公共健康的一种因素，是任何社会中都不可缺少的部分。刑事政策并不认为犯罪可以在一个可预见的时期内能够被彻底消灭，“消灭犯罪”是一个过高的、不能为经验所验证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从而容易使刑事政策实践出现严重的偏差。因此，犯罪正常论和犯罪功能论是刑事政策学的逻辑起点。
第三，对付犯罪，貌似强大的国家司法力量，实际上势单力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整合对犯罪的影响，认真对待社会整合和刑事政策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判刑的方式惩罚罪犯，通过监狱执行的方式改造罪犯，很难获得真正的成功。随着处遇措施的严厉，再犯率会越高。因为累犯和犯罪情节恶劣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再次陷入再犯境地。目前，再犯率较高，就充分表明监狱内的改造效果有限。
其他国家在关于犯罪控制效果的各类研究中也发现，强力的执法行动及重罚并不一定能有效控制犯罪。例如，美国的研究发现，增加警察的巡逻密度并不能特别有效地控制犯罪。日本警察厅的年度报告中亦指出，警察如果能够迅速到达现场，确实可以侦破一些案件，不过，大约有75%的刑事案件是因为警察与民众的共同合作，才能破案。日本治安的维护主要是靠良好的社会发展与警民的合作。
所以，要考虑刑事政策中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整合问题，降低失业率，提供政策均等的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制定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尽力消除造成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使出狱者更好地融入社会，使之认同现行的社会价值与行为规范；保持官方与公众尤其是警、民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使公众信任公共权力，从而促进社会整合；刑事政策越来越多地和民间力量联合，越来越多地和广义上的社会政策纠结在一起，越来越多地褪去其强制色彩。对此，借用布尔迪厄的话来描述是比较妥当的：“诱惑与引诱已经开始取代规范管制和强加的监管，正成为制度建设与社会整合的基本手段”。[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