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纯粹的政治学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参与进行研究，东西方学术界都相对薄弱，尤其是基于实证调查探析政治参与现状的著作甚少。华裔学者史天健的《北京的政治参与》一书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揭示当下中国特有的政治参与方式，并在再现北京人政治参与的真实图景的基础上，修正了原先西方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理论。史天健经历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考取北京大学，后来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任教于杜克大学政治学系。中国生活的背景与系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熏陶，使他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分析能够超越政治体系与学理分析的障碍。
1988年末至1989年初，史天健在民间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资助下，对北京市八个区的近千人展开调研。在充分考虑到被访谈者的心理取向和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设计了问卷，科学的调研构筑了本书分析的前提。史天健援引了韦尔巴（Sidney Verba）等人在《参与和政治平等》（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一书中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公民通过合法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行为选择的行动」，同时考虑到比较政治学中「变动概念」（traveling concept）的缺陷，对概念作了拓展，把诸如送礼、公关等在中国极为普遍的半合法化行为也纳入政治参与的范畴，参与不局限于影响政府的行为选择，还包括所有影响政策结果的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史天健详细考察了选举、与官员私人接触、通过体制内渠道表示不满、送礼形式的利益交换、罢工或消极怠工、大字报、示威游行等近三十种北京人的政治参与形式。数据表明，北京人参与政治的多样性和程度远比想象中要高：只有10%的人完全不参与政治，即使把选举排除在外，仍然有3/4的被调查者参与到一种或多种其他形式的利益表达中。作者发现北京人有很强的适应体制能力，善于利用体制本身不排斥的渠道，通过与党政官员的多方面接触，寻找到适合个人逐利而又为体制所允许的行为方式；北京人的政治活动大都在「低层次政治」的范围，鲜有挑战体制的行为。这一结论与比亚勒对于苏联的研究相契合。
就选举行为来看，按照政治动员理论，由于受到政治动员，单位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应该拥有比分散的普通公民更高的投票率，党员更是如此。但数据表明，单位内部职工和党员的投票率不比普通公民高。体制的动员力量在北京选举活动中的作用并不如预期中重要。实际上，从1979年以来中国推行有限选举制，差额选举的出现使得体制对于选举的控制由直接转为间接，即通过提名候选人来施加影响力。这使得投票人具有一定的选择空间，换言之，选举开始具有一定的实质性意义。早在80年代就出现了未按上级意图选举行政首长的事例。从与选举相关连的竞选活动来看，尽管该形式并没有在宪法中得到肯定，也一直为当局关注，不过1988年末到1989年初的这次调研却表明，北京人的参与要比人们想象的积极得多，等额选举明显遭到冷落。当北京人认定参与竞选活动能够带来相关的利益时，他们逐利的行为便不顾忌政府的态度了。
三，硬件与软件
丹尼尔·贝尔对这一矛盾冲突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13]但丹尼尔·贝尔同时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即这两种冲动在合力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后，变得相互敌视和害怕对方，由于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的领域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的锐意进取，但在道德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们唯恐艺术的灵感和多变破坏社会的稳定。反过来，艺术家却不断地突出人的主题，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与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打，实际上在对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拆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