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近代初期，英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与桑巴特的理论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因为一种合理谋利的精神只有在一种能够合理谋利的制度框架中，它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效能。由于真正理论层面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没有的，现实的市场需要政府制定的规则去约束，才能使其有效地运转。因此，英国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硬件环境，对市场经济运行显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然而，实践也表明，具备硬件环境虽然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在同样的条件下，需要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激发人们潜在的经济活力。
桑巴特的的学说分析了人们追求财富和享受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追求财富的动力，而韦伯的理论则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欲望只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进行表达。
这种混合的精神，既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又提供了一种道德的制约机制，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软件，于是，在众多受新教影响的地区，只有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法治，议会，银行等硬件，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精神软件，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转。历史同样也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而非欺诈经济。
这种信用的培育需要对人们观念和素质的革命，需要有一种相应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变化，也就在这一点上，清教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框架；但同样重要的是，市场本身也对这种信用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为双方要维持一种长期的商业关系，基本的信用就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市场的制约如果不是与道德的制约更为重要，那麽至少也是同等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有着双重的机制，即世俗的动力机制（桑巴特的理论为代表），与宗教的动力机制（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其道德制约机制也是双重的，即世俗的（市场游戏规则）与宗教的（新教精神）的制约。但无论清教精神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天生的，市场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即自己的文化传统，司法制度，政治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等诸方面的情况来培育、建立与运转。而一个民族严谨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如何将这双重的发展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会继续成为一个学术界与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自二十世纪50年代，集权模式理论一直主导西方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知与分析。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在集权模式下，国家和政党完全主宰了社会力量，只有体制导向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参与不过是当权者用来构筑其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不具有影响政策的实质性意义。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了变化，一些从体制内当权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团体开始积极地进行利益表达，执政党并不是像集权模式所认定的那样拥有绝对权力，利益集团模式（the interest group model）应运而生。尽管遭到挑战，但集权模式中提及的政治动员理论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往往是被动地附和体制导向──一直影响西方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的看法。
70年代政治参与的一般理论研究有了新突破，政治参与的概念挣脱了民主政体的框架，选举不再被视为唯一的利益表达形式，更广泛的渠道与手段被纳入了政治参与的分析范畴之中。80年代，比亚勒（Seweryn Bialer）在对后斯大林时代的研究中发现了该社会中的独特模式（见其著作《斯大林的后继者》[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苏联公民消极对待「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包括重大的社会问题、抽象的政治理念等），却积极参与「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与公民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决策等）。这一发现自然引发人们追问：该模式是苏联特有的吗？高低层次政治的分野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西方政治动员理论能否适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目光很快便落到了中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