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的危机感和生命主义进一步分析的话，还可以看到，中泽和有岛都不具备的鲁迅的生命观的特色，还在于鲁迅的生命观旨在唤醒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有关生命的深刻的民族忏悔和危机感。这一特色，可以说，跟上文引用的北村透谷《内部生命论》中以宗教是否提倡生命来区别东西方文明的观点是相通的，这是刚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亚洲知识青年们共同的民族的自我反省。早从留学时期起，鲁迅就认识到了“中国人缺乏该有的根本的生命力”这一危机（丸山升语）⑦。进一步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的，就是众所周知的登载于《京报副刊》的有关青年必读书的问卷回答。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理由是：“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里说的“僵尸”，是一种在香港电影里可以看到的可怕的妖怪（从坟墓里活过来的尸体），伸直双臂，直着腿，一蹦一跳地走路。据说，那是因为尸体的关节硬直了。这么说，“僵尸的乐观”和“活人的颓废”两者之对比，在感觉上也甚为现实。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谓流淌于近代中国文学的作品中的审美意识为一种“悲凉感”。正如他们所说的，其由来之一是“因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而触发的人生的根本性苦痛”。不能否认，鲁迅的进化论、生命主义有着尼采的影响，但在鲁迅身上，进化论和生命主义乃是引出深沉的民族的焦躁和耻辱的契机。这是鲁迅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的最大特征。
（五）不允许“生命”存在的支配构造在鲁迅而言，“奴隶”一词可谓“僵尸”的同义语。这是鲁迅批判旧社会的关键词（这一奴隶性批判，战后经竹内好的介绍，我们照搬来批判近代日本）。不过，鲁迅的论争态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参看后文所引汪晖语），往往不是就对手的表面上的论理，而是注目于对手其人物，思想、学派之“跟权势的关系”、“对权势的态度”以及“特定的支配关系中的位置”。在鲁迅对“奴隶性”的批判方面也不例外。
早在留学时期，鲁迅跟友人许寿裳一起看到了“中国人的病根”是“缺乏爱和诚”，认为其原因是因为在现实中长期处于异民族的“奴隶”地位。在《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1919年11月）中，他认为，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多比暴君暴虐。在《论照相之类》（1925年1月）一文中，引用了Th。Lipps的《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的话，“临下者事上必谄”。在《谚语》（1933年7月）一文中，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隶”。这些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其中最尖锐地揭示了产生这一“奴隶”的现实的“支配关系”的是《灯下漫笔》（1925年5月）。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这正是对儒教（缺乏超越者跟个人的对应关系的共同体伦理）世界的现实的支配关系最为一针见血的揭露。而且，在这里，马上使人注意到的是，在这一“完美的图式”里，奴隶＝奴隶主的连环圈至“台”之妻子即女性就断了。所以，木山英雄曾指出，小说《祝福》（1924年）中，当祥林嫂（所谓现代的“台”的妻子）问到有没有地狱时，知识分子的“我”穷于回答，这一“我”的困惑表示了鲁迅对现实的深刻认识⑧。分析至此，我们已经朝鲁迅的“鬼”的世界踏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