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史观，是日本天皇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将日本的种族、天皇、宗教、文化等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视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看作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
一、狭隘民族主义的渊源
幕末的复古思想家们，从古代日本神话传说中找到了日本是“神国”的依据。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我国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其他诸国则皆……卑贱之邦。”据此，日本被说成是“代代天皇适从皇祖之神敕，天壤无穷统治帝国，万事一系而不渝，国民皆忠顺奉戴皇室为宗家，形成一大家族”。（注：荒川几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阁1973年版，第 264—265页。）他们认为，欧美的国体是民主主义的合议制， 而“日本的国体以万事一系的皇统作为基础”，后者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无限景仰和忠诚，也就是以“忠”、“孝”为基础的天皇崇拜。与“大和民族优越”论相伴而生的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贬低。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 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中说：中国固陋之至，“不知改进之道”，一味“眷恋古风旧习”；学校教育的宗旨只讲“仁义礼智”，“不知真理原则”；等等。并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人种来历的特殊”。（注：《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福泽谕吉又认为“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的中心并堪任盟主以阻挡西洋诸国者，舍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因此，福泽谕吉认为在文明进军中走在前列的日本，有责任对邻国“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速使其仿效日本进入文明之域，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武力胁迫其进步”。
在“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视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认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救世主”。被称为“大东亚论客”的大川周明在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说：“我们今日的意识，实在是亚细亚意识的综合，我们的文明，是全亚细亚思想的表现”。还有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胜和征服别国，才能表明日本人是所向无敌的。因此日本人逐渐沉浸于一种适应其国民性的仇外的民族主义精神之中。他们宣传暴力崇拜、绝对服从和坚信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国家面临的困难。这同样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的翻版。
由上可见，日本人的这种自傲、自负的心理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起源。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所说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原就坚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又由于它新近学到的西方技术而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5页。 ）正是“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日本人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样，因而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乃是天经地义的。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和朝鲜，都是以这种蔑视观为动力的，受其影响，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把自己标榜为亚洲的“一等人”，以“优越”民族而自居，蔑视亚洲他国人民。这种“民族优越”感使许多日本人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几百万人，而将在战争中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5000多万亚洲他国受害者弃之一旁。为了维护日本的“优越”地位，一些日本人告诉国民，决不能承认“侵略”，决不“反省和道歉”，否则，日本民族就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论证，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不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败给了美国人使用的“野蛮”的核武器。这些人看到如今日本经济实力直逼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心中自然渴望重温昔日“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梦想。如今，日本要返回亚洲，但只要日本不放弃“种族优越”意识，不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就不可能与亚洲各国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