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也有其历史渊源。其直接来源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要使所有的民族从不义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在日本领导下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殖民扩张计划。起初，日本提出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扩张范围仅限于中国，其目的是要排斥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利用英美在欧洲战场的不利局势，策划南进夺取英法荷等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0年，日本近卫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正式提出“共存共荣”的主张，称日本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国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后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对外声明中开始称作“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即“凡大日本帝国势力所及之处，即是大东亚。”（注：转引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公论》，第4卷第5期。）
为了制造理论根据，日本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为名，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反对英美称霸，“打英美的旧秩序，求得大亚细亚民族解放”，“建设‘亚洲人之亚洲’之新生活圈。”建设“以强国与弱国共存共荣为目的的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注：《东亚共荣圈之法的性格》，《华文大阪每日》，第9卷第4期，1942年6月15日。）其实， 日本所标榜的“道义”根本不是“道义”，而是侵略和奴役，是打算把亚洲国家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按照他们的战争史观，日本发动战争对亚洲有功，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日本有份，这样就把“罪行榜”改为“功劳簿”了。
三、武士道和奴化教育的误导
日本武士的“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忍让的封建伦理规范—“武士道”。它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得到广泛流传，为日本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武士道”内容中有一条强调主从关系中的“忠节”。武士必须无条件的效忠封建领主。明治维新后，虽在法律上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仍被新的统治阶级沿袭下来。将原来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将“武士道”看作“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人民和士兵。以后又将军国主义同“武士道”结合起来，使之“现代化”，不遗余力地向军队灌输。1882年，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语》规定：“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军人训诫》进一步规定：“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来崇拜”，即把天皇视为“超人”的“神”来崇拜，“这是军纪的唯一的最高根源”。天皇还把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定为国教。从而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是神的化身，是现人神，日本人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并特别提倡“武士道，”称军人精神的根本就在于“忠诚”（效忠天皇）“勇敢”（勇于为天皇而战死）、“服从（作驯服工具）。将忠诚、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的主要品德标准。
忠诚、勇敢、服从，具有职业军人的荣誉感，是世界各国对日本军人的普遍看法，但军国主义者用棍棒、皮鞭等训练工具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纵容上级对下级、老兵对新兵、教师对学生的粗暴的惩罚行为，使日本军人在“施虐狂”的熏陶下，极其残忍凶悍、灭绝人性地屠杀他国平民和战俘的做法，是应该否定的。日本战败后，其军国主义制度虽废除了，但其野蛮性、盲目性、愚昧性都被保存着。
日本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为国教、驱使国民响应军国主义对外频繁发动战争的历史，而《教育敕语》在此间起了“天皇教”教典的作用。
1890年，天皇发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使武士文化渗透、灌输到广大日本人的灵魂中。《教育敕语》提倡“尊皇爱国”的伦理，倡导“自己的身体应该献给国家”，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一旦有缓急，应义勇奉公”，“为君父牺牲”，贯穿着强烈地向外扩张主义的主导思想，为以后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确定了方向；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作为蛊惑人心的“强力磁场”，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的意志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的“皇祖皇宗之遗训”，让“子孙臣民俱应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