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管理观念的艰难转换
从制度上和观念上确立电影的文化产业本性，不仅意味着电影生产和流通方式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更深刻的转型，而且也意味着电影的管理体制从意识形态管理向文化产品管理的转型，而前者转变的深度和广度实际上都会受到后者的巨大制约。在中国，电影曾经长期被简化地理解为政治宣传手段，因而常常被强制性地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载体来管理"电影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理所当然成为了电影管理的基本准则。进入新时期以后，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文化本性，逐渐开始被认识和部分地认同，所以，在新时期，一方面，政府的电影管理观念和政策都作出了某些调整，电影与政治的关系逐渐具有了媒介和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娱乐性影片和一些非主流影片也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电影仍然还是被看作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载体，特别是从1996年以来，电影强化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主旋律"意识，同时也强化了对电影从剧本到影片的规划和审查。
近年来，电影管理机构利用政府性的电影基金和其他种种经济手段以及各种行政规划来扶持主流电影生产，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也直接或者间接投入资金拍摄电影，因此，1998年的多数"主旋律"影片都得到了不同类型的政府资金的直接或间接资助。这些资助，为民族电影提供了融资渠道，同时也保证了一些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意识的影片的拍摄，有时也为极少量的风格化艺术电影提供了生产机会。这些资金资助完成了一些具有较完整的艺术形态和形成了一定市场回报的影片。但同时，由于各种传统和现实因素的制约，这些政府性电影生产却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或者违背电影的制作和创作规律的现象，特别是曾经已经被人们所遗弃"题材本位"倾向和"概念化"倾向又有所泛滥，前者造成了题材上的单一性、重复性，而后者则造成了电影美学上的平庸性、教化性，尽管从总体上看，1998年电影的制作质量相对比较稳定，但模式化、宣教化倾向也比较明显，一些影片的宣教功能淹没了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电影的指令性行为与艺术性行为、经济性行为之间常常缺乏有机缝合，这使得一部分"主旋律"影片在艺术上、在市场上乃至在意识形态教育上都没有获得想象中的传播效果。
与世界各国一样，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手段，政府有关机构近年来建立了相应的电影管理法规，如电影审查和检查制度、电影许可证制度等等，1998年对电影还颁布了新的题材和内容上的限制性规定。这些法规，对电影作出了政治和道德上的制约，为电影规定了一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共性，从而将电影纳入了整个社会主流文化的塑造工程之中。因此，在中国大陆国产电影中，商业电影常见的暴力、色情因素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社会负面环境和事件也很少进入电影的叙境之中，以克己、奉献、忠诚、仁义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理想得到高度强化，1998年的中国大陆电影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净化"状态。
但另一方面，电影管理中的这些法规化规定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其含义的某种可再解释性而很难形成制度，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对电影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的限制缺乏可参照性；某些规定和制约也缺乏文化层次，与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文化特性还存在一定距离。结果，不仅使中国大陆电影受到的公共性（政治\政策\道德\传统\习惯）限制比世界其他主要电影生产国家和地区相对严格，而且也比在大陆放映的海外\境外进口影片更为严格。这种严格，虽然维持了电影在公共性上的高度净化，但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宣泄和疏导潜力，同时也客观上限制了电影与现实的联系方式，这不仅弱化了电影在竞争激烈的大众文化市场上的占有力而使电影的融资能力、投资能力下降，同时，也使得大陆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面对现实的开放性和电影观念、形态和风格上的多样化、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