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5月，他出生于江苏溧阳歌歧中村，1922年从溧阳县城里的"乙科商业学校"毕业后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商科，1926年周枏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商科银行。在校期间，周枏选修了商法，学习了"时效制度"和"共同海损"规则。---这是周枏第一次接触到罗马法的，但当时周枏还不知道这是罗马法中的两个制度。
1928年8月，经校长胡适和一些留学归国教授等人帮助，周枏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罗马法。由于他勤奋好学，1931年获外交硕士学位。在校期间，他接受了比利时罗马法权威第柏里埃教授教导，并于1934年通过该校的博士生入学。
1934年11月，早已回国在上海持志学院教授罗马法的路式导学长来信邀周枏回国任教，周枏便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从1935年开始，周枏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布道生涯。当时，上海持志学院的系设日、夜两班，周枏讲授日班和政策，其学长路式导兼职讲授夜班。在此期间，周枏用一年多时间写成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罗马法讲义，但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出版。1937年秋，应朋友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寿雍(英国留学生)电邀，周枏赴长沙执教，在湖南大学政治系讲授民法概要、在经济系讲授商法。1938年春，因日本军机袭击，周枏被迫随校西迁辰溪。1940年，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为筹建江苏大学，邀周枏任教。周枏便于1938年9月中旬到达武夷山。起初招入两百多名流亡学生。因学校初办，当时只有大学一年级，老师的课都很少，每人只上一门。周枏讲授的是民法概要，每周三课时，余下的时间则看书。经教务长范任提议，周枏发表了题为《罗马法上几个的》的论文。1942年春，日寇进犯浙东，武夷山已非安全之地，学院不得不准备内迁。周枏应邀去了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长汀物质生活比较艰苦，学校图书很少，书店更无专业书籍。周枏便电告徐铸在桂林选购了一批法律图书，托运来厦门，其中包括丘汉平先生所著《罗马法》；陈朝壁先生所著《罗马法原理》，解决了开课的问题。周枏作为系主任，在长汀讲授罗马法和民法总论。同年丘汉平先生因公从上海赴重庆，途经长汀，周枏邀请丘先生为法律系学生做了一次演讲。秋季，陈朝壁先生应聘来厦门大学任教。这样，当时中国南方3位主要研究罗马法的学者先后于厦大相会了。抗战胜利后，周枏又回到了上海，在暨南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继续讲授罗马法，同时担任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与中文教授钱钟书先生相识。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很快土崩瓦解。三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赴台邀请之后，周枏等一批法学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上海解放那年，周枏就与同事结伴北上去新法学研究院学习了。1950年前后，周枏受到了一段短时间内的重视---在北京举办的"新法律研究"学习班上，他曾被任命为学习小组组长。但好景不长，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特殊环境里，英美法系受到了巨大冲击，作为旧法统的一部分的罗马法教学，在这个时期被取缔了。周枏也从一个罗马法的泰斗变成"旧法人员"，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极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身份"问题，周枏受到排挤，被放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1958年，周枏带领家人赴西宁工作。当时，青海师范学院对他承诺将建立法律系，但由于"左倾"思潮，不久后绝大多数高校的法学院停办。就这样，周枏被流放在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在西北的那些艰苦日子里，一家人吃的是青稞，出行要踩着两寸厚的浮土，气候干燥让他们鼻血流淌。祸不单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周枏因把一些法文版的书籍放进了图书馆，被扣上了"宣传资产阶级言论"的帽子。红卫兵来抄家时，周枏冒死把罗马法的相关讲义藏在麻袋里，上面又堆起了破旧鞋帽，有学者说"没有这些资料的保存，就没有此后《罗马法原论》的问世"。经历了一次次批斗后，周枏被下放"五七干校"养马。周枏的家人也深受牵连，他的子女（其子周一煊后来成为当代著名学家）虽然成绩优秀，却被禁止报考外地大学。1965年9月27日，周枏结发之妻因为生活严重不适，病逝于西宁。周枏忍受着这一切。当时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一个法学大师在偏远一隅空耗着人生本该开花结果的黄金阶段，直到进入垂垂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