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深层原因
一般来说，一种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与一国的资源、技术相匹配；并且，战略的顺利实施要依赖于相应的制度或组织做后盾，也就是说，战略决定结构与制度的选择。但是，可供选择的制度方案有多种，到底哪种制度会被选择并不完全由经济发展的战略所决定。因而，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政府选择何种制度来实现既定的战略一定有更为深层的原因。本文认为制度选择的深层原因就是个人信念与权威，其中的道理，我们将借助于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案例来解释。值得强调的是我们选择的案例是典型的，但是，要解释的问题则具有一般性，至于严密的论证或经验支持，则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一）信念与行为
信念是人们在特定的地域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习俗、道德环境下形成的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及其实现手段，即信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生追求目标或理想，一般情况下特指人的信仰，它是人们信念的独特表现；二是实现人们信仰的路径或手段。当然，信念的两个层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10].由于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文化环境、社会习俗的不同，加之人们的认识能力存在差别，接受新思想的容量和方式都有差别，因而，一般来说，个人信念之间存在着差别。
一旦人的信念产生并最终确定之后，信念就会在两个层面决定人的行为。在信仰层面，信仰引导人们努力的方向，告诉人们往何处努力，达到何种人生目标，实现何种价值观，它决定了人们行为选择的最基本方向。在信仰实现的层面，人的行为会受到认知能力（包括接受的信息）、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资源的约束，因而，在追求自己信仰的实现过程中，人们通常会对各种实现信仰的手段进行成本和收益核算，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他的信仰。信念的两个层面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决定程度不同，信仰对人们行为的选择居于支配地位，实现信仰的手段则处于从属地位。
只有当信仰与手段一致时，人们才会考虑手段的经济性，反之，当信仰与手段之间发生冲突时，人们倾向于信仰而不顾一切。
（二）从个人信念到社会信念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生活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中国面临外强凌辱和国内政局不稳，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萌生了"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最初愿望。求学时期的毛泽东总在探索怎样能够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思想，
这一时期毛泽东个人救国救民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①，「毛泽东个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大同思想对其个人思想有着深厚的影响，从青年时代的"新村计划"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无不留下大同思想的烙印。」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和苏联集体农庄成功的经验。
"大同"思想的精髓是平均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类终极理想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并最终实现国家和阶级的消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境界的核心思想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并且，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又为毛泽东树立了农业合作化的典范。于是，毛泽东的信仰及其实现手段就有了清晰的轮廓，毛泽东的个人信念有了完整的体系，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快实现中国的富强和人民富裕，并最终迈进到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社会的平均主义思想历史悠远，追求社会平等和天下为公的至善至美的大同境界是社会精英人物和大众长期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历朝历代的农民领袖的革命纲领无不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从唐末黄巾军的"黄天太平"、北宋初年王小波的"均贫富"、南宋初年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赋"，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大同思想是一条贯穿两千多年农民战争的主线。而士大夫阶层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无不渗透大同思想的意识，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于是，毛泽东的个人信念就有了社会精英人物和社会大众共同接受的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精英人物依据自己生活的文化传统、资源环境以及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开始对毛泽东的信念进行思考。在社会精英人物思考、领悟甚至与毛泽东信念碰撞的过程中，毛泽东个人在战争年代表现出来的才能、人格魅力为他树立起权威，最终，赢得社会精英人物的聚集并接受他的信念，从而形成一个社会主导集团信念。主导集团信念经过提炼、宣传、让国人学习，社会大众看到了希望，最终成为社会接受的思想，成为社会信念，那就是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