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性自命出》意在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孔子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但是，它却空前地注重了“性”、“情”的天赋性、本原性；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情是性的激发、摇荡，二者互为表里，内外摩荡，构成了生命的活性之泉。正因为把性情视为生命的基质、根据和前提，所以，《性自命出》超越了孔子“与命与仁”的理论构架，而以性情为基础，以天命为归依的“反善复始”思想，刷新了儒家心志之学的风貌，发展了儒家人学的理论，为思孟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儒家人学；主体性；性；情；反善复始
荆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的人学思想来源于孔子，但是，却是对孔子思想的本质性深化和转进。它依托于天命，生发于心志，摩荡于性情，在各个实践层面的道德践履和人生“反善复始”的追求中，调节、补充和丰富了儒家人学的思想。它不仅透露了从孔子向孟子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系统地论述了“性”、“情”在道德践履的各个层面上存有的状态，加强、巩固和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在儒家哲学理论框架中的地位。这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来说，都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一
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是以“与命与仁”的总框架构成的。“命”，就是把人的主体性来源，神秘化为一种异己的“天命”力量，或者说是由上天下注于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天赋本原。这当然是对主体性从生发、存有到终极关照的深刻把握。它解决了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也解决了人的灵魂依处的问题，给世俗的哲学中注入了“相当深厚的宗教内涵”，[1] 是天命下注于人，人上达于天的理想境界，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其意义是巨大的。“仁”，是一种道德规范。“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而且也具有一种先验的本原性质：“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另外，仁学还具有一种下学上达的功夫：“我欲仁，斯仁至也。”（《述而》）“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因此，“仁”就成了一种主观修养、完善、提高自我的精神，在人的主体性中，亦即从人的思想内部宏扬了“仁”的力量：“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使中国数千年来的知识分子都有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舍我其谁哉”的担待感，以及“舍生而取义”的崇高气节，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但是，孔子“与命与仁”的主体性构架是有缺陷的。这就是对人的“性”、“情”，亦即对人所具有的最初始的自在本质、本性，敬而远之，从而使“仁学”在实践层面上失去了主体性存有的个体支持：“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这是《论语》仅有两次提到“性”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第一，孔子认为“性”是先天性的东西，因此，“不可得而闻也”；第二，“性”是人的主体性之先验本原，每个人的“性”都是一样的。后天的教养与学习，只能改变人的道德，并不能改变人的“性。”《论语》论“情”，也只有两次：“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严格地说，这里的两个“情”字，都与“性情”的“情”无直接的联系。[2] 我们如果站在人的“性情”这一特殊视点来通观《论语》，就会更为清晰地发现，孔子的理论，确实是要把“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道德戒律，灌注到人的主体性之中去，或者说，与人的主体性融为一体，“学而时习之，”（《学而》）“举一反三，”（《述而》）以致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以一种高度的主体自觉，取代人的天性，从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强化政治集权、实行思想钳制的目的，这就是“与命与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