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的卓越之处，就在于系统地论述了人的“性”“情”，正视了人的原初本质、本性，从主体性的高度，为儒家哲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人性基础，从而调节、补充和完善了上述孔子的“人学”思想。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第1、2、3、简）[3]
在《性自命出》这篇不到1600字的文章中，作者就至少提到“性”字24次，提到“情”字21次，从各个层面全面论证了“性”、“情”在人性中的地位。作者强调了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性”、“情”，它们具有由天而降的先验性、本原性，是生命的基质、根据和前提。《性自命出》对此还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凡人伪为可恶也；”“凡人情为可悦也；”等等，全面提高了“性”、“情”在儒学体系中的份量。在郭店楚简中，与《性自命出》的竹简形制相同的有《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抄写的字体也相近。笔者以为，至少这六篇的思想可以互相参照。在《成之闻之》中，作者写道：“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之节於而也, [4] 则犹是也。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译娄以多也。及其专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由与之。此以民皆有性，而圣人不可莫也。”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进一步说明了《性自命出》加强了儒家“仁义礼智”的道德框架体系中人性的基础,也是孟子“民本思想”，“仁政”学说的先驱。
《性自命出》虽然大谈性、情，但是作者的主观用意，仍然是沿袭孔子的“心志之学”，试图调和心志（仁义礼智信）与性情的矛盾，谈性论情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心无定志”的问题，是儒家“心志之学”的自然延伸、发展、深化。也就是说，《性自命出》的作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儒家哲学仅仅用仁义礼智信来界定人的一切，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来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利于人类自身的成长和社会前进。就连孔子自己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因此，不能不面对人的性情，以及各种天生的欲求。但是，同时又必须解决人性中理性与情感的关系问题。没有理性的情感，是野兽式的情感；没有情感的理性，是对人的扭曲，使人成为非人。于是，《性自命出》提出了几个意味深长的哲学命题：⑴“所善所不善，势也。”人的好恶意向，是由人的情感所决定的，情感所及，是不得不发的必然选择；⑵“礼作于情。”人类的社会群体用礼仪、道德来协调、控制人的欲望、情感，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切礼仪、道德戒律的制定，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强制推行扭曲人、作践人，把人不当人的“礼”，就是“以礼杀人。” ⑶“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一切人类的情感都来自人类本身的天性，是人类天赋的权力；所有的社会法规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以此为归依。（4）“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只有以“性”为出发点的“爱”，只有发自真情的人性之爱，才是对仁最诚挚的追求。这是对孔子亲亲之爱的超越。（5）“凡性为主，物取之也。”人的主体性是根据，外在的万事万物是条件，是“物”取“性”，还是“性”取“物”，《性自命出》的作者有十分深刻的系统探讨。总之，上述命题都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虽然作者的著文目的在于调和心志与性情的矛盾，但是他却空前地给予了“情”以巨大的空间和篇幅。在中国哲学史上，很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人的“情”，特别是个体之“情”应有的重视。从《礼记·檀公上》的“有直情径行者，戎狄之道也”到《荀子》的“一民心”、“统天下”，至李翱把情与性对立起来“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复性书·中》)，程朱理学之后，更是要“灭私欲则天理明矣。”(《遗书》卷二十四) 林林总总，草蛇灰线，都是在宗法制的千丝万缕中、集权制大一统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下，所必然要引发出来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说，《性自命出》可谓一支独秀，溢彩流芳。然而，在《性自命出》中，“情”的阐述是充满生机、充满生命的底蕴的。它内在地依赖于性命，外在地牵发于万物，从而使这种生命的活性之泉激扬着温润的浪花。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始终都是与“性”胶着在一起的。亦即，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是生命的力量；情是性的激发、摇荡，是性命的飞动。它们相辅相成，内外摩荡，构成了儒家人学极富生命力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