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放弃国有化的传统做法之后，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人们以有效的方式进入市场，一开始就让人们在资源（包括个人的接受教育的资格和享受终身医疗保健的资格）方面以较平等的基础进入市场。“人们应当一开始便享受平等，而不是最终才享有平等。”他们强调起点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
米勒在《市场、国家与社团：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中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至少要实现四个目标：1）发挥市场在生产和服务中的效率优势；2）限制国家的经济作用，使民主管理切实可行；3）保护工人自治，无论他们作为个人还是作为自我管理企业的成员；4）实现初次收入分配的较大程度的平等（而不是依赖收入的再分配）。他追求的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平等的起点和机会），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平等”，即无阶级社会的那种平等。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也指出，社会主义者需要三种机会平等：1）自我实现和福利；2）政治影响；3）社会地位。三项“机会平等”中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占据两项，而“自我实现”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五、突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呼唤民主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又一特征。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深恶痛绝才极力主张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因此，大声疾呼“民主、平等、和自由”是其基本特色。
在前面提到的90年代四类模式中，基本上“都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默和扬克的模式突出了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社会平等，同时也有利于全社会政治民主的实现。劳动者管理型模式更有利于“把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米勒（D·Miller，1994，P252）颇为得意地说，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为工业民主（经济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就民主特有的权利而言，这种工业民主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人们可以控制他们从事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这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同时，它为更广泛的民主提供了训练和刺激的基础。”
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中，有许多是直截了当地冠以“民主”的标题，突出民主的地位。例如，罗宾的著作标题为《经济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标题，韦斯科夫的著作冠以《以企业为基础的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施韦卡特的著作称《经济民主——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J·柯亨和罗杰斯的文章干脆叫《联合的民主》。此外，像布洛克那样的方案，“民主”已成为实施他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
施韦卡特的模式假定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的存在，通过中央、省、市选举产生各级民主机构来保障公民的自由，根据市场导向的民主计划来发放投资基金，将计划与市场两套机制在“民主”领域结合起来。这样，民主不仅具有政治价值，而且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内涵。布洛克则在选举制度上大做文章。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活动是私人富有者通过提供竞选资金和对经济进行控制来操纵和影响选举的，为此必须进行选举制度改革，具体措施有：向所有政治机构提供公共资金、在传播媒体中为候选人提供自由时间、私人政治捐款不超过100美元、实行普遍的选举登记和周末选举日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是充分的民主、一定程度上的分权和尊重个体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当然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尤其需要一个没有任何特权介入经济活动的民主政治制度。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也有此种要求，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总之，种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都追求某种形式的民主，不仅经济民主，还有政治民主，或是作为其模式的出发点，或是作为其方案的目标。
六、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在比较经济体制学上具有重要的位置（两者相互促进而发展），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页。它表明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它的理论和“实验”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仅只有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种模式，而是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设定不同的模式。此外，市场社会主义还预示了世界社会主义中短期发展的一般趋势，是当代社会“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 F·Roosevalt, 1992）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心脏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重新探讨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极大地鼓舞和团结了西方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仅此一点，其意义就是十分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