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２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曾明确指出，加强监管是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我认为，目前金融监管体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中央银行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与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的关系问题；第二类是中央银行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多年来我本人一直在强调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不仅是中央银行，而且金融监管机构也同样存在着如何保持相对独立以减少政治干扰的问题。另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入世以后，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不断进来，外资入股国内金融机构的案例也在不断增多。而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所谓透明度要求，首先是决策机制与决策程序的透明度。比如说，目前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究竟是如何制订的？究竟有谁参与了决策？倘若决策有误又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等等。如果真像有些同志在国际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连提高利率零点几个百分点都还需要政治局常委们画一圈圈圈的话，这种决策机制恐怕就很难适应入世的要求。
因此我认为，还是应当从加强货币政策委员会入手，把它从一个政策咨询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以规范我们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
这类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一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要不要分离的问题；二是银行监管机构与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关于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要不要分离，尽管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二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一般来讲，货币政策需要十分灵活，而银行监管则需要坚定不移；将两种不同的职能集中在中央银行一家身上，往往会导致同步振荡，一紧都紧，一松都松；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往往会从银行监管责任人的立场出发，更多地从维护银行的利益和安全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货币政策的取向和进行政策操作，从而容易在无意中忽略了其他金融机构、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利益。
举一个眼前的例子，近年来商业银行“惜贷”现象比较严重，许多商业银行将富裕资金上存至中央银行或购买国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就应当一方面，迅速下调直至取消存款准备金利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加大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风险；另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等，也就是说，通过增大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比较收益”、降低放贷的“比较风险”，从而引导商业银行将富裕资金更多地投放到发放贷款方面来。但是，如果站在银行监管者的立场上，由于前者会加重监管者的责任，后者会减少监管者的权力，因此会很不情愿。
关于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已经有研究，在实践上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分离的模式，尤其是一些经历了重大金融事件和金融危机的国家，比如英国、日本和韩国，最近，据说德国也在酝酿此事。
当然，也有人以美国为例作为不变的依据。但是有美国银行家指出，第一，美国的银行监管为多重监管，美联储只是四家监管机构之一；第二，在美联储内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事实上是有着明确分工的。
就我国而言，分离以后银行监管机构究竟是继续放在人民银行里面，还是独立出来与证监会、保监会并列，或者是干脆把三大监管机构合而为一，这主要取决于政治决断，取决于高层领导对于分业与混业形势的判断。
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我个人是比较主张实行分业监管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入世以后所带来的混业经营压力。有人曾问到当前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我认为，最大风险恐怕是下面的混业趋势已经相当严重，而我们还以为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完全能够管得住。因此，必须选择一种既有利于提高专业监管水平，又能够有效防止出现监管漏洞的新的综合模式。
总之，在金融监管体制问题上，韩国金融危机前后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意见早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推行下去；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韩国政府在金融领域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革金融监管体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