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崔之元著《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
[98] 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MIT Press, 1983.
[99]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载美国《中国与世界》，1997年第2期。
[100] 同上。
[101] 张旭东现任教于美国，与德里克（Arif Dirlik）编文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 ed.,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并先行刊载于1997 年秋Boundary Ⅱ。这部反映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集子，其中收录的论文作者是：张旭东、王宁、卢晓鹏、刘康、陈晓明、戴锦华、唐小兵、廖炳惠、廖朝阳和一位美国女学者Wendy Larson。
[102]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 ed.,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103] 在西方，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争论仍然没有定于一尊，而是在不断地争鸣。比如：1996年春美国《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了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苏卡尔（Alan Sokal）的《逾越边界：关于量子重力学的转化性阐释》论文。这是有意编造的一篇“论文”，没有确凿的证据和明晰的逻辑论证，只是将一些被任意歪曲了科学发现成果与某些后现代大师的陈述用含糊不清的语言相互圆说，进而武断地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否认以科学方法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苏卡尔认为，这是后现代理论在知识问题上的傲慢走向了它的逻辑极致的例证。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后现代文化研究在荒谬的知识论引导下，严格学术标准必然丧失的例证。刘擎认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后现代批判可以用来支持正义的抵抗事业，却也完全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狂热结盟。一种开启了批判和反抗的思想言路，一旦被庸俗化地滥用，也有可能流变为专断与独尊的意识形态，“后现代热”就可能变成“后现代疯狂”或“后现代梦魇”。刘擎《后现代主义的困境——“苏卡尔事件”的思考》，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100页。
[104] 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105] 同上。
[106] 李欧梵认为：“张旭东的语言，就比较难懂，因为其背后是大量的西方术语。这些文章试图用非常抽象的语言来解释中国现实发生的巨大变化，那么此时语言与现实是否产生了矛盾？当然，从后现代理论来说，这个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在中国存在两种危机：一种是语言的危机，这方面目前尚未受到重视；另一个是贫富的危机，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失业的人则越来越穷，这个问题是后现代，包括杰姆逊自己所无法解决的。”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北京《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07] 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108] 我注意到李慎之、王元化等学者对九十年代一些相当沉重的反省文章，意识到用一个“后主义”策略是难以将成堆的问题阐释清楚的。
[109] Arif Dirlik and Zhang Xudong ed.,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110] 刘康，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对话的喧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合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1] 刘康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112] 刘康《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载北京《读书》，1995年第7期。
[113] 刘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 月号。
[114] 同上，第15页。
[115] 刘康《批评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4月号。
[116] 刘康《后冷战时代的“冷思维”》，载《中国与世界》，1998年第3期。
[117] 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118] 另可参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中国》，载北京《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