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学”问题与反省。
在我看来，海外后学研究或批评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说明海外华人学者关注中国现状问题，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同时注意批评西方后殖民霸权，强调中国后学研究中正当的学术立场。值得指出的是，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关心，使他们越洋看中国并做出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后学”研究无疑有促进作用。而他们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以及对西方新的学术资源的吸收转化，对我们同样不乏启发甚至解蔽功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问题不是已经解决，而是因为问题的敞开而更加突出，这促使我们既进行时髦理论的反省，又面对中国改革现实的具体问题。应该说，后殖民时代的问题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的同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二者在矛盾中却似乎又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界”的自觉，但同时在整合进国际新秩序中时又深隐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向往成为世界公民。应该说，在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时，只能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既断送了现代性也断送了本土性。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后殖民语境中的问题使我们明白，当代中国问题决非任何单一模式可以解决，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这要求我们必须既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厘清全球化理论的某些误区；既清醒地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网状问题，又不是情绪化甚至煽情式地决然对立，从而对新世纪跨国际语境的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正确的意向性判断，并有效地重塑新世纪的“中国形象”。
（原载《东方丛刊》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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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维明，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工作，主要著作有：《人性与自我修养》，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新加坡的挑战》，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北：联经，1989年版；《儒家思想新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一阳来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杜维明等《自由交流现代化的忧思——访杜维明》，载广州《南方周末》，1998年1月9日。
[③] 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0页。
[④] 同上书，第453页。
[⑤] 同上书，第458页。
[⑥] 同上书，第468页。
[⑦] 同上书，第478页。
[⑧] 杜维明在《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1995年3月20日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讲演）中说：“文化中国包括了一批和中国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其中当然有学者和汉学家，但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对于中国文化问题，他们常常是通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韩文和其它语言来加以了解。我提出这个观点，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在香港，有很大的反响，说把外国人加入文化中国有点不伦不类，很不赞成。”
[⑨]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杜维明的“文化中国”中过分明显的宗教情绪提出了质疑。德里克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中指出：“在最近一项关于‘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提议中，杜维明把非华裔汉学家包括在他的‘文化中国’概念的第三域（realm）内，第一和第二域分别指本土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像杜维明这样的儒学复兴的倡导者对中国的过去给予相当不同的评价，但根据权力关系，他的立场揭示出一种类似的、得益于他作为西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的精英主义（elitism）。在谈到文化中国时，杜指出，一个文化中国的创造必须从‘周边’（periphery）到‘中心’，从海外华人到在中国的中国人（或用这里所用的隐喻来说，是从‘接触地带’到中国本土）。就中国社会来说，中心—周边这种划分意味着‘文化中国’的创造要通过来自几乎无权或根本无权的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对权力中心进行改造来完成。这是中心—周边的模式通常所意味的权力的完形”。载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