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张旭东对后现代谱系进行了清理，认为：在中国，“后现代”首先是一套来自西方的话语系统。它所指涉的全球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同中国当前的社会变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都是直接的、透明的。它们必然要经受中国现代性的特殊经验和既成体制的筛选和制约。其次，后现代主义全面质疑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性”（启蒙、理性化、民族国家等），更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男性中心主义这些内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价值观念体系大加挞伐，但这种当代西方知识分子针对现代西方传统的批判并不能代替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更不能被当作思考本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前途的现成答案。“在中国语境中，‘后现代主义’目前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开放的、蓄意的‘能指’符号；因为它的‘所指’是某种延宕已久但却悬而未决的集体经验的分化和再组合。在那个激发想象的‘后’字前面，是一部沉重的百年史；贯穿这部历史的主题是革命、国家、大众、现代化。”[104]应该说，张旭东的描述相当具有历史感，并对中国后现代思潮加以正面评价：“中国后现代并不仅仅是思辨的产物，而是对急剧变化着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反应。……在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之际，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与社会、日常生活领域和精英文化领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与国际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造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中接口。它是一个交流层，也是一个防火带；更重要的是，它的种种表象和话语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个人想象和集体自我形象的氛围。这个氛围既是商品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又反过来在商品、资本、国家和国际意识形态主流之间性创造出一个呼吸的缝隙。”[105]从这种对当代消费文化的升华性看法中，我深切地体会了论者的希望中国尽快进入世界文化主潮的想法。但是由于后学问题在国内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问题，所以对这一看法很快就有了不同的意见。[106]
仅仅进行文化领域的分析，会丧失后现代问题的丰富性。张旭东进而转向政治性问题分析。指出：“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冲突并不是‘左与右’的对垒（这多多少少是精英知识分子自怜自爱的想象），而是现代性精英集团（国家权力及依附于它的知识分子群体）同兴起于市场和日常生活领域的无名的消费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107]。这段话无疑比较深刻地看到了九十年代中国问题的某些转型，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国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等社会巨大转型中的各类问题呈胶着状态，用“知识分子自怜自爱”可能太过简单了一些，而将九十年代的“紧张关系”归纳为精英集团与消费大众之间的事，恐怕同样会在学界引发争论。[108]但是，我仍很同意作者的这一说法，“中国后现代文化是反精英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和娱乐工业内在的肯定现实，复制现实的特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重迭无疑给‘中国后现代主义’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中国后现代’这个问题的出现本身就包含了双重的历史意味：它一方面表明‘现代性’过程在中国还远没有完成，还将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回到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中国现代性一定程度上的展开正是‘中国后现代’问题的客观条件；而在此条件下出场的‘中国后现代’必然包含了对现代性经典理论的再思考和‘重读’；必然包括对现代性的客观现实的反省和批判。”[109]
张旭东广博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资源使其对后现代理论研究有颇多精到之处，尤其是用这一理论符码阐释当代中国现象，使理论和实践相遇，给人以诸多启示，当然，在具体实践上的地图测绘与国内一些学者有了某种现状评价的差异。我认为，这种差异是很正常的学术问题，因为有良知的学者们都在努力弄清这样一些问题：怎样排除那种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阐释中国才合理的问题和谁能阐释中国的权力话语问题，而追问对中国应该如何阐释？是想象性的中国阐释？想象性的中国参与世界性话语的阐释？还是拒绝以西方理论框架看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或是对中国现代性问题加以真实观照，从而得出中肯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对此，我想，当务实地思考并从事社会学考察之后，或可得出某种真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