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思考的基点上，杜维明提出：“多元文化各显精彩的“后现代”社会，儒家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⑥]在这一总体思路中，杜维明进一步提出“文明对话”（DialogueofCivilizations）策略和“文化中国”（CulturalChina）概念。其中尤以“文化中国”影响最大，引发的争议最多。他认为，“文化中国”是从宏观文化视域来理解广义的中华世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应除儒家传统外还有许多源头，因此儒家传统的意义不能涵盖“文化中国”。杜维明倡导的“文化中国”，从深层次看具有相当的文化忧虑，即对中华文化的前景的深层考虑。在他看来，“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如此薄弱，而价值领域如此稀少，和近百年来儒家传统在中华大地时乖命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并不坚持唯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⑦]“文化中国”的提出，在当今世界学术界引起普遍的反响，使人们面对中国文化时，关注文化中国的多种层次和多种力量的交错，同时对文化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保持关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化中国将研究汉学的洋人也包括进去，使“中国”的含义过于膨胀。[⑧]
在西方经历过现代甚至进入后现代时代时，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将社会资本作为民主制度的条件之一。这促使杜维明近来提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发展“经济资本”，而且要发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形的，却也有一定的机制，基本内涵是通过沟通，通过讨论和辩论，社会各阶层形成交往机制，在这种交往中，各种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假如这个社会只发展了经济资本，而没有形成深厚的社会资本，矛盾冲突就会阻止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说，杜维明在布迪尔社会象征资本理论的启示下，提出重视“社会资本”的看法，是颇有新意的，不但可能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获得同步谐调发展，而且能够发掘出传统文化中原典儒家富有生命力的至今仍然存活的文化精神。
尽管杜维明没有将后现代社会形态和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探讨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但是他在研究中始终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知识背景提出来加以考虑，使得他的研究具有不同于其他新儒家的新角度，即不是一味在传统的范围期望“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而是有坚实的当代世界人文社科视野，为中国文化乃至文化中国开出新世纪的新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杜维明在20世纪风云中的学术转型性创造的观点，尤其值得当代学者深思。[⑨]
二．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地图重绘。
李欧梵[⑩]长期致力于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11]他将研究上海看作是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过程中带有必然性的结果，也是对上海这一中国现代主义聚集地的“好奇的文化现象”一种文化地图的重绘和描述。他在《1997后的香港∶国际性大都会的臆想》中认为，“当香港脱离殖民主义之后，是否仍然回归“民族国家”又重演一次历史？我认为不尽然。应该超越这两种二十世纪的模式，走向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化的道路。甚么是国际化？这不仅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上的说法（譬如跨国公司和国会场），而更应该有文化的涵义和视野。”[12]论者对国际化大都会的后现代后殖民性有所所关注，认为这些大都会虽然各属不同国家，但却是和国家互相对等的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其共同之处在于双语精英和多元文化的，流动性大的旅行和移民群，多种文化身份认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多媒体电子网络通讯等，这些新现象都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模式可以涵盖的，应当成为当代学者研究。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在李欧梵看来，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基本上是“现代性的延展”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社会转型——不仅有着现代性问题，还出现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状况，表明中国当代文化不仅错综复杂，而且问题很多，诸如：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在没有完成之时，后现代问题为何能在中国引起热烈的争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否具有直线般的关联？其中是否有错综复杂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13]进入九十年代，超越于现代性的“后现代性”一词，已经被广泛地用来概括中国当代各种文化现象。[14]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正在逐渐进入全球化系统，而后现代主义或许能够描述中国所处的这种后现代过渡状态。李欧梵注意到，“后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怀旧,“老照片”就是一种形象，就是后现代理论所说的意象，……当“大叙事”走到尽头时，就要用老照片来代表个人回忆，或某一个集体、家庭的回忆，用这种办法来对抗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所以《老照片》的出版，人们对于老照片的观赏，都是自我心理的投射，或者说是想象和创造。……当我们身处所谓后现代社会之中，理论上讲绝对无法避免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某种哪怕是极微小、片面，甚至于瞬间即逝的真实感。”[15]论者对“怀旧”的讨论，触及到民族记忆与意识形态、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历史真实与心理感应等后殖民性问题，尽管未能做深入分析，但是能够对一些现象做出阐释，说明他对中国当代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论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