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崔之元作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具有中国当代的深刻烙印，他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对经济问题的讨论，对现代性问题的争鸣，都是站在主流话语理论家的角度进行阐释的。这种权力的运作，使他的理论不同于一般学者的书斋理论，因为这种可以被体制采纳的理论模式，具有相当的实践介入性，人们尽管可以对他的结论提出质疑，但是不能不思考他提出的若干问题。
三，后东方主义与中国后现代。
如果说，甘阳和崔之元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的话，那么，张旭东[101]则主要关注文化美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问题，并在近年多有著述编译，不乏影响。
张旭东对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体问题，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思考。在《东方主义和表征的政治——在他者的时代书写自我》中相当乐观地认为，“后现代带来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时代，它以其与现代性本身的决定性断裂为标记。”但是当人们重新思考东方主义时，却很难无视这一事实，即后现代性——新国际主义话语即以其为基础——是由欧美经验所界定的，它在每一方面都是现代性的延续，因而也可以被认为是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比之于其破坏，后现代的碎片化和播撒恰恰是现代性时间的普泛化和“世俗化”的历史过程借以达到其狂欢时刻的形式。张旭东认为：东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实，它是一种集体的、制度的成就，而非一种个人的主观性的歪曲。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的复杂性在于——是特殊的社会历史境况的一种表征，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吐露，这些只有在由欧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巨大的物质和符号投资之内才有可能实现。然而，这个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仍然必须在西化、发展或现代性的现世中求取生存。在这篇长文中，张旭东对后现代在中国做出正面性价值估价，同时也对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问题进行了阐释。
但是，真正进入中国问题的直接言说，并加以全面研究的是他的另一长篇论文《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在这篇文章中，张旭东强调：“后现代在中国”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思潮和理论的移译，包括知识界对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介绍和描述。“后现代主义”国际话语在中国登陆的滩头阵地虽在文化领域，但其社会经济基础却是资本、信息和市场的多极化和跨国化，是生产方式、消费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如果以此为理由将后现代在中国贬为无稽之谈，则忽视了全球范围内的‘后现代状况’（利奥塔）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忽视了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化环境对消费大众和社会个人产生的深刻影响。”[102]也就是说，“后现代”在中国始于改革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终将落实于更多的中国人在当前对自身历史境遇和文化可能性的意识和探测。“中国后现代”的基本问题是把当代中国不但视为世界性“后现代”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消费者，而且也视为这种边界和内涵都不确定的历史变动的参与者和新社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中国人谈后现代主义，不是为了满足这套理论话语的内在欲望，而是要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做出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具备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张旭东运用“西马”的方法，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分析，看后现代文化在中国有着怎样的理论空间和现实基础，并且相当注意全球化后现代语境对中国消费大众的重大影响，并证明后现代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和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并直接生产出“中国后现代”这样的“新社会文化形态”。当然，在国内“中国后现代”问题的本身不是一个“克隆”的洋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在中国本土尖锐冲突着的话语实践，一个正在批判审理之中的尚未有定论的话题资源。这种从正面阐释问题的角度，与国内学者对“后”“国际话语在中国登陆”的后现代加以审理和批评的态度，有些学理上的分殊。[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