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向边缘的文化批判。
赵毅衡[74]近年除了对西方思想进一步研究外，关注中国当代问题，尤其是“后学”问题，并写了多篇文章，检讨这一思潮的得失。
在九十年代初期写作的《走向边缘》中，赵毅衡以其学者的边缘态度强调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性。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以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为整个社会运转的目标，而让个人求利之心为经济运转的基本动力，唯一非要知识分子的地方就只剩下学院了。知识分子第一次被真正允许走向边缘，并能够发挥出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制衡作用。这一看法同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些知识分子研究的言论有相当的差异。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中的“被抛”——边缘化使得知识分子的作用变得有限了。但是赵毅衡的看法正好相反，强调这种边缘状态的清醒和反省立场。因为“没有人文价值的鼓吹，拜金主义会迅速把整个社会变成奸商之国；没有人文精神的独立地位，功利主义会成为唯一指导思想，整个文化会蜕变成市侩文化；没有人文传统的延续，中国文化史会被社会变迁截断，成为待价而沽的古董市场。……而维系人文价值的独立，就必然与主流文化的求利精神对抗。知识分子欲执行其文化使命，就不能进入主流。知识分子个人的雄心，应是在文化批判的深度下功夫，在同行圈中比能力争短长。如果每个人都不希冀圈外的‘全民性’名声，不去做时代英雄精神导师，那么知识分子的纯批判就不至于从学院中溢出，进入街头进入社会，这样反而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75]事实上，强调学院知识话语存在和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以及其对社会良知和价值的传承，使得知识分子必须以批判精神和自醒意识为其身份，才有可能真正对社会的发展做出长远的判断，而不是短期行为的怂恿和趋潮。强调不作精神导师，不进入街头政治，而仅仅保持一种学院政治和文本政治圈层之内，是反思的批判成为“纯批判”，成为赵毅衡不同于他人的思考支点，也是他对知识分子同当代各种思潮之间产生的问题和问题意识的反省的基本态度。
基于此，他在《“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中认为：“后学”作为一种新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知识界出现。其表现是在对80年代文化的忏悔自罪心情中回归传统文化，并对精英地位或责任加以抛弃，转而与民间文化——俗文化认同。新殖民主义尚想把非西方国家市场化，而后殖民主义想看到的是回复到本土价值、本土文化、本土话语，“观光化前样式”，原汁原味国粹主义、原教旨主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赵毅衡不同于一般人那样将后现代主义看成一种激进的颠覆性的文化思潮。而是看成对精英价值和人文精神加以消解的价值退守性动向，一种“新”保守主义。而这种新保守主义为俗文化崇拜制造舆论，将使整个中国知识界走上媚俗之路。他坚持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知识价值意向性：“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决不应放弃对国家、民族以及（最重要的）人类命运的关怀，这是知识分子的定义所在，也因为除了知识分子，这社会上已没有其它人关心此类事；第二，对当代西方诸新理论，尤其是以集团利益为标榜的理论，应当看出那是西方社会内部价值平衡的需要，其普遍意义值得怀疑；第三，建立中国文化批判的主体性，并不一定单以西方为他者，更有必要以本国的体制文化（官方文化、俗文化、国粹文化）为他者，这样才可避免以主体单一面对文化多元的窘境，也可避开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76]这三条中第一点秉承了历史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天下”的价值操守，第二点对西方时髦理论抱持一种质疑的知识态度，第三点基本上是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性看法，但是这一看法中的因移位或距离造成的理解“他者”的差距，使得海内外知识分子有了不同的阐释和分辨。但是从这种价值尺度可以看到论者自我的基本批判性定位，以及想将这种定位普遍化的吁求。
其实，这同赵毅衡反对俗文化的泛滥，反对庙堂文化，反对从现代性退回传统性的主张有关。在《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赵毅衡的看法更为明显：“永恒的文化反对派，是现代知识分子难以逃脱的命运，不论他们自觉与否，除非他们拒绝知识分子的基本道义。反过来，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学，是庙堂文学或娱乐文学；缺乏批判精神的理论，可以说是体制理论或顺应理论。二者都对文化主流起装饰和润滑作用。”[77]正是这种反顺应理论，反游戏文学，反庙堂文化的选择，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和张隆溪处在西方后现代话语“理论旅行”的原初点上，却对西方后现代以及这种理论的中国变种抱有这样坚决的批判态度，和这样心无旁鹜地坚持现代性和现代之路的原因。同样由于对后现代弊端的认识，对后理论的批判就尤为彻底：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特点是数量崇拜而严重忽视质与价值，自居为一种无偏向的全景性描述，对现存方式的肯定——它把当代文化现实肯定为历史的新高度。“目前这场“后学”的讨论，关键点就在此：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留下值得坚持的东西？”我们可以注意到，赵毅衡的观点在知识分子、精神操守、批判立场几个方面，无疑具有启蒙主义的精神气质：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的是对现存的问题加以批判而不是一味颂扬，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信念并将这一信念加以传播，而不是相反走向一条媚俗之路。在这个迷乱而骚动的世纪末，这种澄静的声音应该说有其存在的空间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