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再论政治、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张隆溪重新申说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仅对欧文（StephenOwen）对北岛和当代中国诗歌的评论加以反批评，而且指出欧文等强调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绝然不同的文化差异，实际上是指中国文学变成为西方提供异国情调的“非我”，而且把中国文学研究推入文化的封闭圈里。张隆溪的这种看法代表了海外中国学者对汉学家通过强调中西的绝对差异性而阐释“文本中国”中所出现的片面性，同时也注意到这种文本中国的传统性对现代性的排斥，以及这种排斥所呈现的西方意识形态趣味。张隆溪说：“我有兴趣了解西方的各种理论，但是我不会把任何一派理论视为绝对真理，也绝不盲从任何一位理论权威。”[70]
在《多元社会中的文化批评》，张隆溪比较集中地说明了自己对后现代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后学’不代表中国，上面已经论及，‘后学’本身也正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为精神资源，而且‘后学’批评家不仅在中国大陆有，在海外也不乏其人。批评‘后学’并不是批评它研究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研究一种理论并不等于认同那种理论），而是批评它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机械搬用西方当代理论，在中国的实际环境里形成一种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理论，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障碍。”[71]这里，张隆溪抓住了两个问题：一是从现代性的立场反对后现代对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化的遮蔽效应，认为“后学”是当代中国一种存在误区的理论，其意向是反对现代化，因而在中国“后学”并不代表中国的学术资源，中国传统中并没有“后学”这种平面化、消解性的话语。二是提出在中国谈后现代主义并不能独占中国的发言权，正如“后学”不能等同于中国一样，身在国内也不等于就能独占有关中国的发言权。“在正常的学术论争中，大家都应当有平等的发言权，这本来不成其为问题。重要的不是谁有发言权，而是发的言有没有道理，能否深化大家所讨论问题的认识，而这和发言者在海内还是海外毫不相干。”这种看法，正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人之身。对那些讲求多元的后现代者的言述划出了边界，清除了后现代霸权的可能性。
在《甚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中，张隆溪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更广泛地进入海外汉学研究及其文化历史的反省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发表了两篇美国学者评论何伟亚（JamesHevia）有关英使马嘎尔尼在乾隆朝来华一事的近著的文章中，存在着后殖民性问题：“何伟亚的理解显然有误，艾、胡二位却一味曲说为之回护，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太急于推翻他们认为已经过时的‘现代式’解释，重新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新的后现代式史学。”[72]出于对后现代史学那无边的阐释性的警惕，张隆溪强调，“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学’，在当代中国的特殊环境里非但不是甚么激进的新派理论，反倒代表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中国的‘后学’正是袭取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框架，以反对西方霸权为口号，一方面否定五四以来在中国争取科学和民主的努力，另一方面则为90年代兴起的狭隘民族主义浪潮提供理论依据，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正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在90年代一种似新实旧的表现。”[73]张隆溪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些较值得关注的看法，他认为，后现代在中国因为反对现代性与现代性所张扬的科学和民主，而且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激相荡而成为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潮，这一点与赵毅衡的想法有相似之处，也有诸多令人称是的价值关怀在其中，表征的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在描述，而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判断。但在我看来，张隆溪在讨论中对一些文本的解读可能因为难以排解的激情，而似乎具有了更多的文本政治性的因素，即处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谈论后学问题，使学术问题有了更多的其他色彩。当然，由于不少文章是在后现代辩论中的辩论文章，在其中能感到论者的人文激情，就此而言或许学术的客观性尚需进一步注意。然而我认为，他对问题和问题意识的敏感，对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性的呼唤热情是无可厚非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他的思考和价值关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