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行为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始终与美国的根本价值取向紧密相连。美国历届政府的领导人都极为重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向全球宣扬和推行，这是他们的一贯目标，促进国外民主的发展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用克里斯托弗的话来说，民主就是“道德命令和战略命令”。他们的目的正是通过扩散其价值观来扩张其国家利益。此外，美国外交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诉求还有赖于美国文化的无形的力量。美国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绝对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头号强国和世界霸权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超级大国。”他还指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他在这里表达了对加强文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中的作用的期待。事实上，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凭借诸多具有吸引力的渠道和手段在全球扩张。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说，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显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已被视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具“魅力”的途径。
种族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扩张主义这些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伴随着傲慢的使命感和对自身价值观的优越感，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外交行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他们时而突出对“自由民主”理想的关怀，时而突出对自身战略利益的关怀，时而突出对人权的关怀，时而扮演上帝的使者，时而充当世界警察，天赋人权的观念连同它衍生出来的各种主要的文化特征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交替出现或同时出现。
在过去的200年间，美国至少150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为的是追逐他们的利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和完成“上帝”的使命。1801年，美国入侵非洲的利比亚，封锁的黎波里港，并于1805年迫使利比亚片面给予最惠国待遇。1815年3月对阿尔及利亚宣战，并于6月迫使阿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36年，美国用武力迫使摩洛哥、突尼斯接受不平等条约，并向美国交纳贡款。1846—1848年，美国发动了侵略墨西哥战争，掠夺了得克萨斯。1844年7月3日胁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获取《南京条约》中的开放五口通商权利及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和治外法权。1858年6月18日，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二战以后，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中国、朝鲜、希腊、伊朗、危地马拉、黎巴嫩、古巴、越南、多米尼加、智利、格林纳达、利比亚、巴拿马、海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留有美国对外扩张的劣迹。
我们先看一下越南。迈克尔·H·亨特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美国为什么要在一个很小、很远的国度里打这么一场费用惊人、破坏严重的战争，而美国与这个国家并无利害冲突，干预的主要理由，最后只有归结到‘信念’二字。”实际上，美国在这块土地上的行为，既表达了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又表达了对美国在亚洲利益的追求。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外交行为显示出典型的功利主义特性。美国政府在1990年前后的对伊政策完全不同。1990年8月以前，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美国在中东遏制伊朗影响的有用盟友。直到1990年4月26日，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说，布什政府仍然尝试同伊拉克逐步发展互利关系，以便加强伊拉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的积极倾向。布什政府继续通过进出口银行为伊拉克提供出口保证，商业部和国务院也鼓励美国同伊拉克的贸易，并设法抵制国会的制裁措施。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政府把萨达姆谴责为希特勒的化身，彻头彻尾的魔鬼，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采取了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在美国策动下，开始了“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以后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又实施了“沙漠风暴”行动，发动了海湾战争。1991年2月27日，布什总统宣布解放了科威特，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以微小的伤亡代价获得了全面的军事胜利。从此以后，伊拉克就一直处在美国等某些西方大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由于美国等的阻挠，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至今仍未解除，使伊拉克的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9·11”恐怖袭击一年以后，美国又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准备对伊拉克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对伊政策表明，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石油安全，就美国国家利益而言，在波斯湾地区，至关重要的是确保石油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