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森林
伴随着5月10日数家新闻网站转载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本报发表的骑车人雨中摔倒的连续动作照片，关于记者行为边界的讨论也颇为热烈地展开了。
受到指责的记者感到委屈，他说，有路人向他报告，前面被水淹没的路上有个坑，有人已经摔倒过，希望报道一下。“当时狂风暴雨，我那里坚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等到那个场面。如果没等到，我根本不能用照片说明那里有个水坑。拍不到那个坑，有关单位或许不够重视，今天就不会填补那个坑，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在雨中摔跤。”[1]根据报道，这组照片的责任编辑在处理时，已经预感到可能存在的问题，他事后说：“就这一组照片本身来说，很精彩，比起只拍路边一个大坑的照片，当然更欢迎这种冲击力强的照片。我在编稿时也考虑到了可能会引起的争论，……我用了一组，一个生动的瞬间，凸显新闻事实，再加上编后语，我们的编辑意图就很明显了。”[2]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潜藏的是非判断，即他们其实多少意识到这种拍摄和发表是有问题的，内心都有一种本能的道德感。但是，在与新闻职业主义的权衡中，最终选择了拍摄和发表。为了达到心理的或形式上的平衡，强调目的的正当、效果之好。
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这样的表达是真实的，许多记者编辑在遇到同类的问题时，如此处理已经变成了常态。编辑和记者都在强调拍照、编发都是为了警示其他人，目的良好。也就是说，只要目的神圣，略微违背一些道德或职业规范是无碍的。于是，“手段与目的”如何统一，便是这里的矛盾所在。这个事件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契机，即我们如何限定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如何建立一种合理的新闻职业规范？
历史总是常常重演。今天如此让我们认识模糊、难以置评的事情，其实在新闻职业规范较为成熟的国家，也曾经发生过，经过争议和讨论后已经形成了一种职业自律，并且为多数人认同。
救人第一、拍照第二的原则
1982年2月，美国《俄勒冈报》的摄影记者威廉·墨菲第二，驱车经过哥伦比亚河上的一座大桥时，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栏杆附近扭斗，他停下车本能地拿出相机。当时男人站在桥栏杆外，女人在试图阻止他跳进汹涌的河流中，墨菲拍了一张照片。这时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从离该妇女几英尺的地方经过，他又拍了一张。墨菲慢慢走近并开始同该男子对话：“老兄，那样做可不对。”这时一辆货车停了下来，他请司机去叫警察，但是来不及了，该男子探出身跳了下去。墨菲拍下了这名男子从桥上坠落的情景。
照片在报上刊登，并被一家电讯社转发全国后，愤怒的电话和信件大量涌来。一位费城的妇女问：“新闻伦理没有指出救人性命第一，新闻报道第二吗？” 一个纽约的男子写道：“他为了拍到好照片，就让一个人死了。”墨菲处于多重的两难境地，深感痛苦，尽管他当时做了一些能够做的事情，但是照片本身只能说明他在人家自杀的瞬间不是在救人，而是在拍照。墨菲事件对美国的新闻摄影记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编辑和摄影记者开始担心被别人看做冷酷无情、不关心他人的人。后来，墨菲本人运用学过的紧急救生法，两次救助了车祸中的受害人，每次他都等到救护队到达现场、受害人没事之后才拍照。[3]
此后发生同类的事情，美国的大部分摄影记者都宁可选择救人而不是拍照。1985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汤的一位摄影师遇到一家车行发生爆炸，烧着了一个工人的身体，他放下照相机，抓起一件外衣竭力扑灭火焰。这位记者说：“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怎么能够继续摄影……这就是道德——你不能袖手旁观。”[4]
1991年6月1日，甘尼特通讯社的图片编辑比尔·佩里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采访时，得知一辆载有数人的汽车掉进湍急的梅塞德河后，迅速赶到现场。两名妇女和3个小孩站在正在沉没的汽车顶部。他不会游泳，车里也没有应急设备，于是飞速开车赶到最近的一个露营办公室请求帮助，在确认公园的巡警已经整装上路后，才赶回现场拿出相机拍照，这时，即将淹没的车顶只剩下一位妇女。这位妇女被救，另一个落水的孩子被下游的游客救起，事故共死亡3人。这张一位妇女正在被救过程的照片发表后没有受到指责。美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任会长威廉·桑德斯说，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会放弃拍照的机会，而去帮助身陷困境的人”，因为“你首先是人类的一份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