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务员方面，按所属部门不同，分别制定了各种包括健康和年金保险的互助会法。1948年颁布了《国家公务员互助会法》，统一了原先按政府部门分别实施的互助会制度，其被保险人还包括公立学校的教职员；1953年制定了《私立学校教职员互助会法》；1954年颁布了《市町村职员互助会法》（1962年被《地方公务员互助会法》吸收）；1958年制定了《农林渔团体职员互助会法》。
战前实施的、面向一般职工的厚生年金，在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价值急跌，几乎成为毫无意义的制度。于是，《厚生年金法》在1954年进行了全面修订，规定缴费年限为20年；支付开始年龄为男子60岁、女子55岁；养老金由定额部分和工资比例部分组成，定额部分为2400日元，比例部分为月标准工资的5‰～20‰。修改后的给付水准十分低下， 引起职工的强烈不满，但是，在“日本经营者团体联合会”的强烈反对下（他们认为企业已有退职金制度，年金制度使企业承担了双重费用），给付最终维持在月标准工资40％的低水平。
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险立法，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1、 战后立法旨在重建社会保险制度，经过10年努力，形成了以养老、健康、失业、工伤为框架的社会保险体制，为实现全民保险打下了基础。其中健康保险包含职工医疗、家属医疗、疾病保险（病假工资）、生育保险等各种项目。2、构筑的社会保险体制，制度不统一。 其中的核心项目——养老和医疗保险，形成了条块分割的格局，体系非常庞大，管理及调整工作十分复杂；分别施行的各种给付，造成被保险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立法传统上的因素，又有对统一性原则认识不足等其他原因，其影响深远，可以说至今仍未有根本性改观。3、 构建的社会保险体制，是以职工为中心的劳动保险。这符合社会保险发展一般规律，劳动保险是整个社会保险中的关键部分，只有职工中建立了稳固而全面的劳动保险制度，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险。
二、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制度的建立
如前所述，战后构建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是劳动保险，职工以外的一般居民，除了任意参加的“国民健康保险”，缺少基本生活保障，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将社会保险的安全网，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于1955年发表了“关于医疗保障制度的报告”，强烈敦促政府采取积极姿态推进医疗保险的社会化。于是，厚生省在1956年制定了“全国普及国民健康保险4 年规划”，提出到1960年底，实现国民皆保险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57年首先对《健康保险法》进行了调整，导入了初诊和住院费由个人部分负担的机制；明确了受给家属的范围；建立了医疗机构认定制（医院经审核、认定和年检，才能从事或继续从事健康保险业务）和健康保险医师登记制，以加强监督管理。此后，为了消除赤字，又提高了个人和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增加了初诊和住院费的个人负担比例；规定医疗给付的上限；导入了部分药费个人负担的机制。
其次，1958年对《国民健康保险法》进行了全面修改，将任意保险改为强制保险，要求未加入医疗保险的居民必须全部参加。作为配套措施，修改法大幅度提高了保险待遇，将医疗给付由发生额的50％提高到70％，取消了医疗给付的期限，撤消了限制用药制度。这样，至1961年4月，日本实现了国民皆保险的目标。据1992年的统计， 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包括职工家属）约7000万人；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为近4000万人；再加上各种互助会的健康保险，几乎覆盖了全日本人口（注：[日]《社会保障年鉴》，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版。）。
第三，政府于1959年制定了《国民年金法》，规定未加入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都必须参加。最初的法案，缴费期限长，、给付水准低，引进社会的广泛批评。于是，政府修订了法案，将缴费年限确定为20年以上，并规定了两条原则：对于无缴费能力的低收入老人，实行福利年金制度；当生活水平及其他因素发生显著变动时，及时调整养老金给付。这样，国民年金实际上分为两大部分：不缴费的福利年金和缴费的国民年金。福利年金从1959年开始实施；而国民年金从1961年施行后，日本实现了国民皆年金的目标。据1993年统计，各种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达6631万人，并有2587万人正在领取养老金；在有65岁老人的家庭中，领取养老金的家庭占96.7％（注：[日]《社会保障年鉴》，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年版。），足见其覆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