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军事工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应对措施

二战后，在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美苏军备竞赛的直接作用下，世界军事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大量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诞生，并使武器装备性能发生了质的变化。高技术武器装备运用于战争的直接后果是实现了战争样式的变革，使现代战争演变为主要使用高技术性能的武器装备，并应用相应的作战方法的战争，即高技术战争。战后世界军事工业的特点和发展趋向，从总体上来讲反映了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要求。但在高技术战争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世界军事工业也暴露出不少矛盾，面临着许多挑战。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军事工业发展的状况不同，各国军事工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有所不同。如果撇开各国国情和军事工业的差异性，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军事工业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共同的矛盾和问题。　一、世界军事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困境　从总体上讲，世界军事工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军事工业的现实状况与高技术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具体讲就是：现有军事工业规模和结构与高技术战争对武器装备数量的需要存在差异；军事工业技术水平生产能力与高技术战争对武器装备质量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工业建设的经费投入情况与开拓高技术领域对资金保障提出的要求不相适应；对军事工业生产场所的保护措施与高技术局部战争对其造成的生存威胁不相适应，等等。这些不适应的方面，反映了军事工业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生存和发展面临新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压缩规模和调整结构步履维艰。战后世界军事工业主要是适应美苏争霸和应付新的世界大战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实现争霸全球的野心，不仅美苏两国和以他们为核心的“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集团成员国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而且其他国家出于冷战时期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体系，其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军事工业中所占比重最大。据资料介绍，美国有3.5万家军工厂商与国防部签定承包合同，还有15万家承包商和设备、零部件供应商参与军工生产活动。军事工业从业人员1988年为65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1.15亿的5.7%。苏联时期有军工企业3000～5000个，另外还有60%的民品厂从事军品生产。由于受核战备的影响，军事核工业和与核武器生产有关的军事电子工业、航空航天与导弹工业占绝对优势。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大战和核大战可能性的降低，高技术局部战争趋势在明显加强，如何改变冷战时期庞大的军事工业规模和调整工业结构已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一个新问题。然而，不少国家在压缩军事工业规模和调整军事工业结构的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其中美国和俄罗斯尤为突出。在美国，由于军费削减和军事订货压缩，许多军工企业不得不通过关闭、合并和出售多余设备来缩小规模，实现结构的优化。但技术障碍、资金困难、市场壁垒等因素却阻碍了军事工业调整进程。而且由于军事工业集中在少数地区，在压缩规模和企业倒闭的过程中，导致该地区经济结构的失衡、失业人口增加，形成对地方经济的冲击。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军事工业。由于裁减兵员和减少军事预算，俄罗斯军工企业“吃不饱”现象，日趋严重。1992年至1993年生产能力平均利用率仅为55%，1994年下降到42.1%。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军工生产能力的平均利用率一直在50%以下。由于俄国政局动荡不稳，军工转产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加上国家扶持军工企业转产难以到位，军工企业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大量流失，军工企业转产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可以说，世界军工企业的调整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第二，提高军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任务艰巨。高技术战争是以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战争，由于现行军事工业主要是与生产传统机械化武器装备相适应的，能够生产和提供的主要是机械化武器装备，因而，军事工业技术水平与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生产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适应高技术战争要求，对现行军事工业的工艺流程和技术设备进行改造，提高军事工业的技术水平和高技术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因为高技术装备生产不仅工艺复杂，而且对技术的要求极为严格，它除了要求具有先进科学知识和经过专门训练，并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要求更多的能源供应与特殊原料的供给，要求特殊元器件、零部件的供给与配套以外，更要求具有精密的生产设备和科学的加工工艺与流程。与高技术武器生产有关的各种先进技术和工艺相互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有机系统，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生产和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性能。因此，对军事工业技术进行改造就不仅局限于某一个方面的技术，而且涉及到与高技术武器装备生产有关的各种技术。从一定意义上讲，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是一个国家高科技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科技、经济等综合国力的反映，也是一个国家军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加工能力的反映。军事工业技术水平低，高技术武器装备生产能力小，这是各国都面临的急需解决的严峻问题。但由于各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平衡，军事高技术主要垄断在美、俄、日和西欧少数国家手中，因而，相对来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工业技术改造任务更加艰巨繁重。　第三，保障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所需经费难度增大。高技术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广泛应用，是高技术战争的重要标志。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通过军事工业来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所需要的经费在迅速攀升，保障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所需经费的难度越来越大。首先，高技术武器装备和关键技术领域需投入比传统武器装备和普通技术领域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承担的风险更大。其次，由于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生产，对技术和工艺的要求极为严格，并且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又十分复杂，因而，为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而必须建立的新军事工业部门，或对传统军事工业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所需的费用也会成倍地增长。再次，高技术含量的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费用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例如，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研制的F-4战斗机的费用为3.34亿美元，而70　～80年代研制的F-15、F-18战斗机的费用达到21.4亿美元，共增长了5.4倍。军事采购费用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战斗机的价格，二战末为10万美元，60年代为100万美元，80年代初为1000万美元，而海湾战争中使用的F-15A-D为2100万美元，F-15E为4350万美元，F-117A隐形战斗机为1.1亿美元，E-3预警机为1.5～2亿美元。主战坦克的价格二战末为5万美元，60年代初为10～20万美元，80年代初超过100万美元，而美国海湾战争中使用的M-1坦克为150～200万美元，M1A1坦克为350～500万美元。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价格分别高达129万美元和130万美元。最后，军事工业军品生产的特殊性质会导致效率的降低和成本的增加。表现在军品生产技术的专用性，使军事工业难以实现转产和开展多种经营，在军事订货下降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专用性生产设备的闲置浪费；军品的生产属于单一买方和少数卖方的生产，军工企业会因为失去或缺少竞争而缺乏活力，使企业严重忽视成本，造成武器系统价格高昂。在美国，与同类型的民用生产企业相比，军工企业花在政府合同管理上的人力和物力是民用生产企业的4倍，它所需要的行政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比民用生产企业多2/3。在对206家企业所作的调查中发现，军工企业管理费占销售额的比例比同类民用企业高3倍。研究表明，军品比同类民品在价格上要高出200%～500%。由于武器装备尤其是高技术武器装备费用的增长速度远远高出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保障发展高技术装备所需的经费会越来越困难，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四，军品生产的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军事工业是为高技术战争提供作战手段的生产部门，而军事工业所提供的武器装备依赖于政府的采购和需求。军事工业的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一旦超过或低于政府的需求，就会使军事工业生产供求发生失衡。二战后，特别近几年来，军事工业生产供求矛盾的尖锐化程度日趋激烈。首先，从总量上来看，军事工业的武器装备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大大超过了军事需求量。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国际形势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两极世界的结束，使世界大战和核大战威胁减小，各国纷纷缩减军费开支，减少军事订货，使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庞大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政府军事订货。二是武器装备的更新周期在不断缩短。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各国对军事技术的投资普遍增大，军事技术的进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应用于武器研制，使每一种武器系统随时都有可能被更高级、更尖端的武器所代替,即使是原有的武器系统经过多次技术改造后，除外观相似外，基本上变成一种全新的武器。为了保持军事上的领先优势和降低武器装备的淘汰成本，各国在高度重视武器装备研制的同时，却对同一型号武器装备的采购十分有限，从而使军事工业的某些型号武器装备生产能力刚形成就变得过剩了。其次，从结构上来看，军事工业的旧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而新武器装备生产能力不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在加快；二是为适应新式武器装备生产对现有生产技术进行改造，不仅需要大量经费，而且需要一定时间。从而出现新式武器装备的生产严重滞后于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出现旧武器生产能力过剩和新武器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　第五，军事工业生存问题面临着前所末有的挑战。在传统战争条件下，武器的打击范围有限，有着明显的前方与后方之分，为了生存需要，军事工业多分布于一国腹地。而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由于高技术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广泛应用，特别是远程高技术突击兵器的应用，战场空间正在逐步扩大，前方与后方的界限已越来越不明显，军事工业已完全暴露在敌方高技术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高技术的远程武器突击纵深越来越远，比如洲际导弹的射程可在8000公里以上。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从地中海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飞行1000公里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战略目标。同时，高技术条件下的飞机和舰艇的作战半径也越来越大，空中加油机的出现，使飞机作战半径大为延长，可以实施超远距离的长途奔袭作战。光电、雷达、红外、激光等高技术的广泛应用，缩小了夜间作战与昼间作战的差别，可对敌方目标昼夜进行不间断的打击。军事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作战中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准确侦察和精确打击敌方目标，而且可对敌方进行电子干扰，破坏敌方的防御指挥系统。可见，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由于先进侦察技术和精确突击兵器的运用，军事工业不仅越来越容易遭到攻击和破坏，而且对军事工业的防护也越来越困难。而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重要军事工业生产场所尤其是生产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其他尖端武器的场所，甚至与生产这些武器有关的生产场所都可能成为战争的破坏目标。比如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大多数化学武器生产场所，以及被怀疑与化学武器有关的一些工厂在盟军的空袭时就被摧毁。在科萦沃战争中，南联盟的飞机制造厂和化学工厂也遭到了北约的一次又一次的空中打击。　二、世界军事工业发展的主要措施　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军事工业不仅面临着艰巨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保障任务，而且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困难。如何解决军事工业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更好地迎接高技术战争的挑战，这是世界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许多国家针对本国军事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正在积极采取各种应对政策和措施，其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　第一，确立发展军事工业新指导思想。军事工业是为保障战争需要而存在的。因而军事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符合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二战后，随着高技术战争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冷战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新变化，各国在对军事工业发展指导思想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以美国为例，冷战结束伊始，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应国会要求，在进行深入调研、分析论证和广泛听取各方面权威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先后在1991年2月、7月和1992年7月发表了题为《调整结构以适应新的安全环境》、《重新设计国防》和《建设未来的国防安全》的三份关于总结海湾战争经验，确立军事工业发展新思想的专题研究报告。国防部负责采办的副部长唐纳德·约基于1992年5月20日分别签署了四份关于国防采办政策的白皮书。在关于军事工业白皮书中，美国国防部为军事工业确立了四大目标，即：在和平时期必须能保障基本军事力量的装备需求；在非和平时期必须能保障预计的应急军事需求；必须能以超过任何潜在对手的速度扩充生产能力，以对付新出现的全球威胁；必须尽可能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同时还明确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主要有：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大力支持制造技术的发展，建立军事工业监督规则以及加强竞争提高效益等等。俄罗斯军事工业由于规模庞大，包袱沉重，俄政府从本国军事工业的实际出发，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确立了军事工业改革和发展的新指导思想，主要包括所有制改革和军转民的改革。在所有制改革上，1992年7月1日，俄联邦颁布了第721号总统令，即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自愿组成联合股份公司的组织措施。同年7月15日，政府又通过了第490号决议案“实行俄联邦私有化证券制度”，旨在进一步推动企业所有制改革。根据俄联邦“企事业经营法”，俄军工企业除核心部门军工企业为国家所有制外，其它逐步私有化或股份化。在军转民方面，俄制定了“军转民法”等若干法律、法规和法令。1993年11月6日颁布的“关于稳定国防工业企事业单位经济状况和保证国家国防订货的措施”的第1850号总统令，要求有关部门在1993年12月1日前对已制定的所有军转民计划进行修订，按其经济效益提供专项贷款。为进一步推动军转民工作，1994年7月8日，俄政府下达了“关于再压缩动员能力和动员储备”的总统令，把军工动员准备限制在一个更小的核心军工企业范围之内，许多军工企业都可以随意利用原动员储备的军工设施生产民品。　第二，制定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为适应高技术战争需要，各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特点和本国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本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状况出发，也就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制定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具体明确军事工业武器装备生产的发展目标。以美国为例，纵观二次大战后50多年武器装备发展情况，追求军事技术优势始终是美国武器装备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它认为，　美军战备水平的高低取决于部队的现代化。平时，军事技术优势是威慑的关键；危机时，军事技术优势可为国家指挥当局和各级司令部提供选择方案；战时，军事技术优势能增强作战效能，并减少美军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美国保持武器装备优势的目标是，对第三世界超出1～2代，即10～30年以上，对盟国超出0.5代或1代，从而保持美军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美国历届政府就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来制定武器装备发展规划的。杜鲁门政府将发展原子能武器摆在武器的领先地位；艾森豪威尔政府则将美战略空军和美海军的所谓“防御盾牌”的武器放在优先发展地位；肯尼迪政府主张，要发展“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抵抗非核或有限进攻的能力”，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是空运力量、“北极星”战略潜艇、战略弹道导弹；尼克松总统则十分重视太空技术的发展，认为“太空技术使美国能够参与无可比拟的探险，使美国的视野超出地球的范围”；福特政府根据福特总统指出的“力量均衡理论”，重点发展“三叉戟”战略导弹潜艇、B-1型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三种重要武器；里根政府则提出了著名的“战略防御计划”，开发美国下一个边疆——太空；冷战后，布什政府继承了冷战时期的“竞争战略”思想，突出了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潜在的对手可能拥有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将对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提出挑战，保持美国军事技术的先进优势是确保美军“以强击弱”打赢战区战争的关键条件。为此，国防部把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视为加强美军质量建设的首要任务。1997年5月发表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指出，美国联合部队要充分发挥军事革命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和运用信息优势，通过有效地使用四项新的作战原则，即制敌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和聚焦后勤，取得战场全维控制权。取得这种全维控制权需要继续建立完整的综合系统，特别是通用的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和侦察与监视）系统。日本为谋求与其经济相称的军事大国地位，越来越重视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并制定和实施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最近30余年来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从1968年至1975年为第一阶段，这期间日本注重武器装备数量的充实，军费中相当部分被用来购买武器装备或实施许可证生产；从1975年至1984年为第二阶段，这期间日本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开始注重提高质量，而不是增加数量，并坚持引进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与自主研制相结合的发展方针；从1984年至今后一个时期为第三阶段，这期间日本更加重视武器装备质量的提高，注意加大开发高技术武器力度。在第三阶段由于制定了高技术武器发展规划，目前，日本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1992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文件中对日美两国军事技术水平作了一翻比较，认为日本不少领域可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在软件、雷达、通信网络管理、微电子、材料诸领域，日本则处于领先地位。　第三，选择军民一体化发展模式。在传统军民分离型的军事工业发展模式中，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军事工业的这一发展模式与高技术战争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而且也不符合现代技术发展的要求，为此，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了各具特色的军民一体化发展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军转民型。即军事工业从事民用生产，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这种形式在俄罗斯比较典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绝大部分军事工业，其规模相当庞大，并严重制约本国经济发展。为此，俄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军转民的政策和法律，并打算于2000年前，在保留军事工业关键部类和领先技术的情况下，对军工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保证军品的稳定生产，同时大力发展民用产品。二是寓军于民型，即寓军工生产于民间企业之中。这在日本比较典型，二战后，日本改变了二战期间由政府拥有专门或半专门固定军工企业的做法，军队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品改为通过竞争招标方式，全部委托民间企业去生产，军方通过合同从民间负责生产的企业采购。三是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型。在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技术的“军用”和“民用”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国家根据技术军民通用性日益增强的发展趋势，积极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使开发的某项技术既可以应用于军事领域，也可以应用于民用领域。这种形式目前被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从各国军事工业军民一体化发展模式具体情况来看，一般兼有上述三种形式，但由于各国国情和军事工业发展状况不同，因而军民一体化发展模式的三种形式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军事工业的发展走军民一体化的发展道路，能比较好地适应高技术战争的需求，更有助于克服军事工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困难。首先，便于汲取高技术成果，发展自已的现代化尖端武器装备。特别是愚军工生产于民间企业之中，不仅可以更好地吸收本国民用技术成果，而且生产军品的民间企业以民需的面貌出现，更容易打开国际技术交流的路子，通过积极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广泛吸收其他国家最新技术精华，从而更好地发展武器装备的生产。其次，便于减轻国家在维持军工生产方面的重负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军事工业实行军民一体化发展模式，不仅可以大大压缩专业军事工业规模和专用性军品生产线，从而减少用于维持军事工业生产方面费用，而且军事工业的民用生产和军事技术的民用化，可直接带动本国民用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再次，便于缓解军事工业生产供求矛盾。因为军事工业实行军民一体化发展模式，可在军事需求压缩的情况下将多余的军工生产能力转向民用生产，而在军事需求扩张的情况下可将从事民用生产的军工生产能力再转向军品生产。最后，便于提高军工生产动员能力和生存能力。军事工业采取军民一体化发展模式，不仅军事工业亦军亦民，而且民用工业亦民亦军，国家安全一旦遇到威胁或进入战争状态，不仅可以迅速扩大军事工业的军品生产规模，而且可以利用较短时间动员民用企业转向军品生产。高技术战争条件下，军事工业容易遭到空中打击和破坏，而采取军民一体化发展模式，由于扩大了具备军品生产能力企业的规模，军工生产的生存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第四，加强军工生产的国际合作。随着高技术战争的深入发展，各国为了谋取高技术领域优势，更好地适应高技术战争的需要，越来越重视加强军事工业生产的国际合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把加强军工生产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同其盟国的合作，看成是武器采办政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加强同盟国联系的一条重要的、有效的纽带。为此，美国国防部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落实计划经费。在实施振兴计划的头两年，合作项目经费由合作计划专款或由国防部直接提供，其后，合作项目拟纳入各军种采办计划，经费有各军种自己解决。二是加强合作计划的组织领导。美国国防部已成立了一个新的“军备合作指导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和协调国防部的国际军备合作事宜。国际合作的日常事务，则由负责经济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所属的负责两用技术与国防计划的首席帮办处理。三是明确以“交换技术”为主的合作原则。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负责采办与技术的副部长约翰.多伊奇提出了“以技术为基础”的同北约与日本的军备合作方法。美国同欧洲和日本的军备合作原则是“以技术换技术”，合作者从“交换中得到的东西价值大体相等”。就美日科研合作项目而言，日本要提供原为商用而开发的可供两用的技术，而美国则提供其军用技术。四是确定合作重点领域。美国最近向北约提出的未来合作重点主要在五大领域，即地面侦察、飞机和地面武器用的作战识别技术、战区导弹防御、两用技术投资项目和计算辅助采办与后勤。在缓和、裁军和削减国防经费的新形势下，西欧军界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只有通过加强和扩大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发展国防科技并满足各国的武器装备需求。他们认为，今后西欧各国各自发展一种歼击机、主战坦克和舰艇已是各国财力所不允许的，也是极大的浪费，没有什么意义。为此，西欧各国对军工生产的国际合作已给予了高度重视。以法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国际合作项目在法国每年国防采办预算中约占10%，估计21世纪初将上升到60%。冷战结束后，印度军工生产的国际合作一改过去“一边倒”的做法，实行全方位的对外交流与合作。1991年印度成立了印美军事合作指导委员会，谋求恢复和增进同美国的军事合作。目前美国已同意向印度提供轻型战斗机项目的复合材料、发动机、无线电设备和观测装备。1993年初，印度又与俄罗斯签定“印俄友好合作条约”和“印俄防务合作条约”，达成了双方在生产新一代战斗机等军工项目的合作协议。随后，印度还同马来西亚签定了防务合作协定，打开了同东南亚国家进行安全防务合作的大门，并谋求将合作的领域扩大到武器装备及训练设备的交流和联合研制方面。此外，印度政府还积极扩大与英、法、以色列等国在军事工业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军工生产国际合作的加强，使合作方密切了军事技术联系、实现了军工技术的优势互补、提高了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效率，从而促进了军工生产的发展。不仅如此，军工生产国际合作的加强，还使合作方缓解了本国防务资源的供求矛盾，增进了合作方之间的全面友好关系，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完，空心雨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