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旦由俗文品味到雅意,就不再仅仅意味着从外在文学类型来阅读了,而事实上已伸展进小说的汉语层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文学是汉语的艺术 ,阅读金庸无法回避金庸的特殊汉语组织。调动多种语言资源和手段而形成多语混成的汉语组织,是金庸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金庸善于调动对话与独白、陈述与转述、方言与书面语、口语与俗语等多种语言形式去叙述故事、刻画性格,渲染出通俗娱乐效果;同时,这些语言本身又在成功的表现中显示出动人的形象魅力。也就是说,金庸小说的汉语组织不仅能够成功地刻画各种艺术形象,而且本身就具有形象性——正是在对于各种艺术形象的成功刻画中,金庸的汉语组织呈现出动人的汉语形象。对这种汉语形象需要做进一步的专门分析。
由上述汉语形象加以表现的其他各种艺术形象,如人物、景物、器物等,为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生活境遇提供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性范型。单从人物形象看,金庸笔下的那些带着人生疑问而又充满正义感和崇高气质的英雄们,如郭靖、令狐冲、乔峰(萧峰)、张无忌、胡斐等,往往遭受情与义、忠与奸、正与邪、汉族与异族及个人身世之谜等种种危机的痛苦折磨。这些危机与痛苦体验仿佛是以寓言形式,曲折地象征着中国人在现代所遭遇的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渴望。因此,武林英雄们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摆脱危机的英雄般努力,无法不在现代华人社群中激发起内心深处的强大共鸣。而金庸对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各种景物、器物、知识、历史故事、典故等的描绘,又体现出鲜明的古典崇尚倾向。这就需要渗透到下一层面去分析。
需要澄清一个普遍性误解:金庸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诚然体现出明显的中国古典文化崇尚倾向,但是,这种古典崇尚在性质上却不是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归属于古代的,而是属于现代,可以说,它不过是一种后古典性。中国古典文化作为一种现实的实在进程在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已经逐渐地中断,取而代之,处于真正的现实地位的是现代性文化。例如,现代汉语取代古代汉语,新诗取代旧体诗。不过,在作为实在的现代性进程中,古典文化并没有完全绝迹,而是作为古典残片生存下来,具体地说,是在现代因子的激活下生成为活生生的古典传统形象。这种现代性语境中的古典形象已不再是古代的古典文化本身,而是现代性中的古典传统,是现代性古典。不妨套用“后……”术语说,这是一种“后”于古代而在现代存在的古典传统,即是在古代文化进程中断以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创造或再生的古典传统,称后古典性(或后传统性 )。后古典性是现代性的一种存在样式,是以古典风貌存在的现代性形式。金庸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如史、地、易、儒、佛、道、兵、武、医、农、琴、棋、书、画、诗、酒、食、俗等的描绘,以及对中国文化精神如侠义、忠孝、名教、夏夷、穷达等的刻画,都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古典文化本身,而只是它的现代性形式,即体现出浓烈的现代后古典性特征。
应当指出,后古典性并不是简单地指时间上的“后于古代”,而是指古典文化在断裂中的现代性再生形式。后古典性与古典本身不同。置身在古代文化怀抱而体验古代,与置身在现代文化语境而回瞥古代,必然会有不同的体验。在前者,当我们的古代先辈生存于其中时,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观照实等于一种自我体验,即是以自我视野观照自我;而在后者,由于古代文化流程已经中断,现代性已成生长中的实在,加上西方文化的强烈对照和实际撞击,因而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回瞥就不得不在切身体验中混合着一种旁观性成分,变成对已经消逝而又力求复活的陌生且熟悉的“他者”的旁观性体验了。回瞥那已消逝的古典,回瞥什么和忽视什么,张扬什么和抑制什么,都不是单纯取决于古典本身,而是从根本上取决于现代性需要。金庸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张扬,实际上就标志着处于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人对于古典文化“他者”的重新体验和创造,从而具有后古典性特征。那飘逝的往往可能更美丽。在古代未必动人的,在现代却可能展现出绝妙的韵致。例如,现代美学中的“意境”概念,诚然早已出现在唐代,但却是从王国维的现代性发明开始,才逐渐地显示出真正的重要意义的。可以说,“意境”虽然来自古典美学,但却不折不扣地是现代人重新发掘和创造的产物,因而属于中国现代美学范畴。同理,在金庸笔下,因而也在金庸读者眼中,中国古典传统往往按照现代中国人的需要(情感、理想、趣味、想象等)而获得重新取舍、发掘、变形或移植,从而呈现出与其在古代语境中的原有面貌并不完全相同却又息息相通的崭新“意境”。试想,置身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现代化”或“西化”的生活境遇中的香港和海外华人,从金庸世界里能不“读”出一种自己所心仪的后古典性“中国”么?对后古典性的把握,要求我们从文化价值取向层面进入更深层的文化认同层面。因为,对特定文化价值的选择是与某种最高的文化认同欲望紧密联系着的。也就是说,要把握金庸的后古典性价值,就需要进而追究其至深而隐秘的中华性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