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华夏传播研究”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名称的出现进行历史回顾。接着界定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认为其内涵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它与“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不同，但却关系密切。最后，指出了“华夏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强烈的时代色彩，对当前世界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使这个领域能有个准确的科学的名称以促进它发展。
在人类传播史上，华夏传播是极为辉煌的一章。传播技术方面，华夏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正是华夏的印刷和造纸技术，才奠定了现代世界文明基本格局。传播实践方面，华夏民族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在如此众多的人口中，通过礼、乐、诗、书为主流的传播形式，使华夏文化传递延续了数千载，创造了人类传播史上的奇迹。华夏还有自己独特的深刻的传播思想，在儒道互补的华夏文化结构中，代代圣贤以人文与理性的精神关注人生与社会，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华夏传播思想。当然，华夏传播也有着极为沉痛的教训，传播媒介时常成为专制的工具，万马齐喑的局面不时出现在华夏的大地上。华夏传播的这些经验与教训，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传播活动。知今当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要建设好今天的传播文化，必须了解我们的过去。因此，华夏传播研究是摆在中国传播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为了把这个研究领域继续深入开展下去，本文将对“华夏传播研究”一词的来源、内涵及意义做个初步的考察，疏漏不当之处，希望海内外传播学人能不吝指教。
一、“华夏传播研究”出现的背景
“华夏传播研究”这个名称的出现有个过程，它与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深入有关。这项研究已经开展二十多年了。它缘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就开始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文化遗产。［1］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台湾政治大学徐佳士等先生积极倡导和组织下，香港与台北分别举行了为时一周的会议，会议以“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为名。［2］此后，在香港，特别是在台湾，这个研究领域获得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不少重要的论著。［3］大陆这项研究比台湾迟开展。1985年上海第一届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现了两篇华夏传播研究论文，［4］1988年出版了第一本华夏传播研究专著《无形的网络》。［5］此后，还出现了若干有关论文，［6］个别的专著中在有关章节也有所涉及。［7］大陆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华夏传播研究始于1993年。该年，厦门大学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1994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从零开始》。［8］这次会议在大陆的华夏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会议的名称看，它使用了“中国传播文化中传的探索”，名称已经比以前更为简洁，这透露出组织者对这个研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论文集的书名来看，它意味着两岸“从零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合作研究。在这之后，大陆除了继续出现了一批华夏传播研究论著，最重要的成果是1997年出版的两岸多学科学者合著的《华夏传播论》。［9］该书在1993年厦门大学会议的基础上，由孙旭培先生组织两岸28位多学科学者编写。由于该书是合著，体例不够紧凑，有些论点还有待完善。但是意义重大，它首次在论著题目中使用“华夏传播”一词。在这以前，这个研究领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名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中国化”，甚至“中国化的传播学研究”、“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传播学”等。这些未能统一的名称常“使得研究目标的有点模糊混乱”，甚至误会和争论。［10］2002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与传播研究所推出《华夏传播研究丛书》首批成果。［11］丛书沿用了“华夏传播”一词，使该词得到进一步流行。而且在“华夏传播”之后又加上“研究”两字，使相关研究领域获得一个简洁而又准确的名称。本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廓清其涵义的基础上，使“华夏传播研究”这名称能得到正式的承认，能为这个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做点工作。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研究领域的名称，从1978年的“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究”开始，经过了“本土化”、“中国化”、“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与传播”等衍变，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简洁的名称。这长达二十几年的名称衍变过程，反映出人们对这个研究领域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同时也透露出这个研究领域不断发展不断成熟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