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法官遴选制度
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重视司法官吏的选拔是从商周开始的。商朝把“政务、民事、执法”作为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标准予以规定，形成“三宅三俊”选任法。要求司法者做到执法严明、公正无邪。西周时期比较强调法官依法办案。为保证依法办案的贯彻落实，西周统治者非常重视司法人员的任选，要求司法官的入选，必须要有“德”，具体德行标准是“三俊”：一是“敬于刑、有德惟刑”；二是“哲人惟刑”，三是“兹式有慎”。强调避免任用奸佞决狱断案。《尚书吕刑》指出，“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其中。”此外，该时期还对司法官员的选拔程序作了具体规定。
秦朝厉行法治，官员大多从熟悉的刀笔吏起家，直到汉代，“以吏为师”的传统依然在发挥力。据《通考选举考》的统计，《汉书》所记载的人物中有二十九人是小吏出身，占了各类人物出身的第一位。而西汉的五十七位廷尉中，《汉书》有传的有十一人，其中六人是掾吏出身，另有二人是以学律令治刑名而著称。东汉时，律学兴盛一时，颖川郭氏“家世衣冠”世传律学，郭弘任颖川太守的决曹掾三十多年，其子郭躬聚徒讲学，后以郡吏起家而两任廷尉。郭氏在百年之中出了七位廷尉。与郭氏齐名的是沛国陈氏，也家传律学，而陈宠官至廷尉。据统计，东汉的二十二位廷尉，就有十七人被誉为“明习法律”。以至于形成廷尉必选于律学世家的习惯。东汉末年，经学世家的杨赐被命名为廷尉，杨赐即以“代非法家”为由推辞不受。总之，在秦汉时代，司法审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专业化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律学一蹶不振，不再是儒家经学的组成部分。世家大族子弟依靠“九品中正制”，举孝廉为官如探囊取物，不屑于律学。司法审判也被士族视为“浊务”，不愿担任司法审判官职。但自魏明帝时起，为增加司法官的法律知识，提高审判效能，采纳卫凯建议，首次在廷尉中增设律博士一职，负责教授法律，培养司法人员，成为我国最早设置的专门从事法律的机构和官员。该项制度为西晋以后所继承，并在北齐时由一人的编制增至四人，表明当时的统治者比较重法律教育，并开始注意对司法人员进行专业培养。
隋唐确立科举制后，在国子监保留了“律学”，由三名律学博士教授法律，学生定额五十名，通过后可由吏部授予从九品上、下阶的官职。科举中也设有“明法”一科。隋初通过一系列制度来普遍提高官吏知法、用法水平，督促各级机构严格执行法律，涌现了一批执法严明的官吏。唐朝对司法官的委任，设有特定的程序，须由吏部与刑部尚书共同研究决定，然后注拟。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视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的朝代。选用司法官员时，把法律考试作为重要。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八月诏规定选用各道司寇参军，“皆以律书试判”。选拔刑部的详复官和三法司的法直官时，要试以断案几十道。就是选拔低级的司法官，也要举行律学考试。宋神宗时，还规定进士也须经过“试法”才能授官。另外，朝廷也累累下诏：“今中外臣僚习读法令”。有的学者指出，宋代以注意司法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为后世所重视，具体表现在：第一，置律学，设明法科考试；第二，革新司法队伍，选明法，任清廉；第三，严赏罚，惩赃官。
明朝中央及地方的官办学校教学完全为儒学内容，科举仅进士一科，进士及第后往往即派往各地担任知县或担任监察御史巡抚按一省，所读、所考与法律毫无关系，而一任官职就要审判案件。为防止官员不懂法律造成冤案，《大明律吏律公式》专设“研读法令”条，规定：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为遵守。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从察院、在外从分巡御史，提刑按察使官按治去处考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清律依然沿袭这一条文。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其《法学盛衰说》中指出：”明设讲读律令之律，研究法学之书，世所知者约数十家，或传或不传，盖无人重视之故也。本朝讲究此学而为世所推重者不过数人，因无专科，群相鄙弃。纪文达编纂《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其按语谓：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所录略存梗概，夫《四库全书》乃奉命撰述之书，天下趋向之所属，今创此论于上，下之人从风而靡，此法学之所以日衰也“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员虽然不谙习法律，但他们大多都各自聘请一些通晓律令的法律顾问如书吏、幕友来”佐治“其办案，从而填补了地方官员不懂法律，不会办案的漏洞，使许多案件能够较快的处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