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在她的《写作》里这样说：“我被拉康搞得晕晕乎乎，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过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她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为写作而写作，因为她正在迷失自己。那将是一场灾难。’”其实她很可能在说谎。杜拉斯是个很喜欢为自己狡辩的人，她已经拥有了某种技艺来隐藏、捍卫自己的创作理念。她的创作并非完全自发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自觉的。这一章的分析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对于《情人》创作：一，记忆与事实之间，并不像杜拉斯自己声称的“在书里我从没撒谎”；二，记忆有多个不同版本，从中可以抽取出杜拉斯主观构造指向的方向；而这些版本之间的矛盾处，也正是我们发现真相的入口，正如拉康所言：“在话语中，正是矛盾把真理从谬误中摘选了出来”；三，杜拉斯的创作是为自己的，她用写作来反观自身，有意地误认自身。“一切都在写作”。 杜拉斯这个结论将她的写作动机推广到了任何生命运动。
“人们也可以不写，忘掉一只苍蝇”，但对于杜拉斯来说，她不能。她是如此依赖于写作，她不能自持地为之疯狂：“如果我不写作，我会屠杀全世界的”。
普通——“平常的”苍蝇、“普通的”苍蝇，挣扎中的苍蝇，终有一死的生命。杜拉斯对于“平凡”有极为矛盾的感觉。她认为自己在文学上是有天赋的，是不凡的，拼命要造就一个有独特个性和魅力的杜拉斯形象，在《情人》里花了份量很重篇幅巨大的文字来描写了十五岁半的自己的特别而有魅力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她又深知自己是平凡的：“我和所有人都差不多。我想在马路上永远不会有人回头来看我。我就是平常。平常的胜利。”杜拉斯在观察苍蝇死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快要发疯了”？因为观察时有一个移情的作用。有时候她感觉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平凡的、终有一死的，终究不能穿越死亡和时间。那么，一切美化自己，传奇化自己，让自己成为谎言的构成部分的挣扎是否真的有意义？
谋杀——“在马路上遇到每一个德国人时，我便想象自己如何完美地实施对他的谋杀，时常想着看到被我杀死的德国人的尸体时的那种巨大的快感。”在《写作》里，杜拉斯还谈到她重读了自己的书《平静的生活》，她只记住了最后一句话：“除了我，无人看到男人是如何淹死的”。晚年的时候杜拉斯似乎更加明白了她的写作是用来为自己“谋杀”事实真相、创伤性的记忆。“除了我，没有人看到”。真相只属于她一个人，她有权运用写作的“移位”为自己重构一个自我幻象。这给她带来巨大的快感，这是想像界的，而不是实在界的——但是只要她总是处于想像界之中，换言之，只要她永远是“写作中的杜拉斯”，不回到实在界，就可以永远享用这种快感。所以她依赖写作几近成了病态。
没有历史，只有记忆——杜拉斯通过文学语言构筑镜像，达到了这个潜意识的目的。象征界的语言就具有这种魔力。德里达所谓历史是被书写的，也是基于语言系统的这种功能而言。
杜拉斯的语言是她文学创作中最吸引人最独特的地方。它们读起来很像是叹息，而字里行间营造的氛围像是幻觉，像是梦境。拉康认为，在实在界总是存在硬核（hard kernel）拒绝化为幻觉镜像，而我们处理实在界的唯一切入点就是梦。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也是梦，如果实在界某些东西坚不可摧，那么凭借梦的轻灵自由，也许可以找到现实之外的藏身之处。所以杜拉斯对写作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依赖性——在患病昏迷九个月之后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把没完成的稿子继续改下去。她在创作中，甚至生活中都有一种倾向：把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传奇化，或者说，把那个她眼中自己、大众眼中的自己神化。这样的倾向在很多被大家认为是天才的人身上几乎都有出现。他们是这样关注那个镜中的自我，以至于丢失了现实中的我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迫切地想在别人的眼睛中看见一个他想看到的我的形象，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虚构自身的言语来实现的。还因为他们太想留住天赋的、不凡的自我在人间，而生命的有限注定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想到了“立言”——通过文字他可以穿越时间的长河，他的轮廓可以在后代人的想象中重现，他，连同他的天赋就这样几乎得到了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