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作者很显然受到过现象学的浸染。在字里行间，他者与自我是这样混沌难分然而又决然不同。
自我意识得以形成的一个关键是：自我是通过他者获得界定的。拉康论证出这样的命题，其逻辑上的支撑是哥德尔Godel定理。
哥德尔定理首先是一个数学上的成果。它告诉我们，以算术为基础、以有限公理化的形式系统为工具来刻划任何至少象算术系统那种丰富程度的数学理论，必定是不完备的。所谓不完备”，一是指“可证明”的命题注定不能覆盖“真”命题，二是指该形式系统自身的协调性注定不能在该系统内部得到证明。
这样一来，理性是永远不可能理解理性自身。主体也永远不可能由自己来确认自己。I cannot say”I” .我不能言说自身。那么确认自己的只能是自身之外的东西，这东西对于自身来说就是个“他者”。
现象学和萨特也是基于这一定理，在确认自身的问题上找到了“他人”。但萨特的“他人”界定在于他把“他人”完全置于主体之外，实际上就是除了我之外的“别人”，别的独立主体。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晚年提出“先验的主观性就是主体间性”，这成为梅洛－庞蒂思想的灵感源泉。在“世界全都在我们之中，而我则完全在我自身之外”这句话里已经涉及到了“他人”与“自我”相互分立又统一于一体的问题。
拉康的“他者”由现象学的“他人”发展而来但又不同于“他人”。最突出的不同就在于：他把“他者”分为“小他者”（little other）和“大他者”（big Other），后者的“other”拉康用大写的开头字母以示区分，并赋予了它一种权威性的“父名（The name of the father）”的意义。对一个主体而言，第一个他者就是镜中他的影像，然后就是镜中抱着他的母亲，或者别的身边的人，然后是现实中的他人。等到主体进入语言文化社会，即象征界（the symbolic order where language takes place），那么这时的他者就是“大他”。“大他”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父名”。电影《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将政治体制和父名作为“父”的双关含义。这里也完全可以用“大他”来替换引号中的“父”。主体对“大他”的认同不同于对以往别的他者——他对“大他”实际上是想从根本上取而代之。而正是由于“大他”父性一般的权威使这种取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欲望的能量转而寻求一些“小他”作为替代品。
二，“记忆”的意向性
“记忆”与“自我”的概念是有渊源的。历史上第一个对“自我”进行理性分析的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自我就是想一件事情的意识，他强调：自我最重要的特征是：一个意识，它依赖于记忆，这些记忆又连系到“我们现在是谁”以及“我们过去是谁”。
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对“记忆”进行了考察。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寻找着“非意愿记忆”的痕迹：他原先对童年时代居住的孔布雷镇的回忆非常贫乏，然而小玛德兰点心却为他开启了回忆——“正当我对那阴晦的白天和必将如期来临的明日愁眉不展，我便机械地舀了一勺泡着点心的茶送往唇边。当它一碰到我的上颚，我禁不住猛然一惊：我身上正发生着奇妙的事情。一种美妙的快感通遍我全身，让我飘然超脱物外。我不知道这快感从何而来，但它令我视人世沧桑如过眼烟云，对生命的短暂也泰然处之——它象爱情一样给我灌注了一种珍贵的本质 ……这种强烈的欢乐从哪里来？它意味着什么？我又在哪里才能把它抓住？” 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一文中对此阐释说：“气息是非意愿记忆的庇护所……它并不需要把自己同一个视觉形象联合起来；在所有感性印象中，它只与同样的气息结盟。或许辨别出一种气息能比任何其它的回忆都更具有安慰的优越性，因为它极度地麻醉了时间感。一种滋味能在他唤来的气息中引回岁月。”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实际上就是对“非意愿记忆”痴迷的追索。
本雅明考察“非意愿记忆”和“意愿记忆”的特征，认为前者是印象的保存者，后者是印象的处理者。前者是无意识的、自然流露的"回忆"，后者是有意识的、理智性的"记忆"。按照张旭东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所作的序《本雅明的意义》的读解，所谓“意愿记忆”，是为理性服务的记忆、在弗洛伊德所谓“意识”的层面上形成的记忆，它确认个体在某种意义上“经历”过某个事件。而“非意愿记忆”和“意愿记忆”相对立，它源于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只是在普鲁斯特看来，潜意识的内容是“非意愿记忆”的材料，比如在一种滋味带来的感受中，过去的时光浮现在人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