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国出生性别比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异常偏高现象，必定与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政策等变化有关，必定与这个时期的生育偏好、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管理有关，应从“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三个要素去分析造成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首先，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其次，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尽管这些服务不一定是公开合法的）；同时，还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而这三个要素又是在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发挥作用的，本文试图从人群、技术、管理系统这三个要素来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主要原因。
1 男孩偏好的增强
顾宝昌博士认为，任何生育都可以从三方面表现出来，即生育的数量、生育的时间（间隔）和生育的质量（性别、健康和智力），这就是所谓生育的三维性（顾宝昌，1996）。
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比较容易理解，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生多生少和早生晚生（或间隔生育）。而人们对生育质量的理解就很不同，智力（聪明）、身体（健康）和性别（男孩）都可以被当作是生育质量的表现形式。晚婚、晚育、少生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结果，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和实施加速了它们的实现。但是，随着生育数量减少和生育时间优化的实现，人们对生育质量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除了希望生育聪明健康的孩子外，对男孩的期望便成为一部分人群对生育质量的需求。
为什么在一些地方男孩被当作一种质量优势而推崇呢？许多学者（解振明，1998）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下，尤其是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男孩首先是生产上的需求，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加剧，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其经济地位相对于男性在恶化，这就使得在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得到延续和强化；其次，中国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在人口流动日益增强的今天不仅没有根本变化，而且由于丈夫外出妇女更被锁定在家庭和社区，在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没有男人的家庭更是担心会遭到欺辱；再次，是养老送终的需求，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的地方，养老送终主要依靠自己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儿出嫁后要赡养丈夫家的老人。此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较弱的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意识仍然顽固地渗透在文化习俗、精神生活和心理需求等各个方面。
因此，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的经济改革后，中国农民的男孩偏好得到强化，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大多数农民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男孩偏好仍然相当强烈。但是，男孩偏好在不同人群中也表现出区别。2001年国家计生委的“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发现，年龄较大的人群中男孩偏好程度较高；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则男孩偏好程度较高；家庭现有子女多的人群则男孩偏好程度高；农村人比城里人的男孩偏好要高得多；按东中西分类，中西部地区的男孩偏好程度依次上升。这就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对人群性别偏好的影响。
2 性别选择技术的普及
从“想男孩”到“生男孩”，中间还须经过一个中间环节：有没有性别选择技术、产品和信息？能不能获得它们？如何获得？看起来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当我们把技术同人群联系起来思考时，就引出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即这种技术、产品和信息能否被人们所利用或接受。正如人工流产技术早已存在，但是在有些国家人们不能公开合法地获得这种技术。又如溺婴曾经在旧中国十分流行，而现在它不仅违反国家法律，也为现代公民道德所不允许，虽然，在一些地方溺弃女婴的个别现象还时有发生，但是，它已经不再是性别选择的普遍行为。因此，在分析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时，我们更应注意它在人群中的可获性(availability)和易得性(acces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