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比尔兹利作为象征与症候
以上简述了比尔兹利所代表的颓废艺术与商品文化的某种内在联系。虽然中国的海派颓废作家在刻意追求艺术的感觉、人体线条的完美与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但是他们的艺术活动却不可避免地镶嵌在当时商业文化的社会结构之中。女性人体虽然表面上看仍然是一种象征性的艺术形式，但是都市文化的渗透已经使之沦落为类似于商品的符号的东西。这种符号或人体形式的商品性质正是在上海这个完全商业化，一切都可以作为物品交换的大都市中得以充分地发展。
关于颓废派与商业社会，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就已经指出了它们之间联系。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看到：为艺术而艺术变成了为金钱而艺术。" 那么为什么如此呢？普列汉诺夫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著名的话来说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说，"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显然，普列汉诺夫将艺术加进了马克思列出的一连串可"交换和买卖的对象"之中。普列汉诺夫说，"在普遍买卖的时期中，艺术也变成可以出卖的东西，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的考德威尔在《论美：对资产阶级美学的研究》(1949)一文中也指出了颓废艺术与商业社会的联系。他认为"为艺术而艺术"以及颓废主义是资产阶级文明堕落过程中的一部分。虽然这些颓废艺术家表面上反对"商业化艺术"，但是艺术作为社会的产品，必然深深浸染上商业时代的痕迹，甚至艺术作品最终成为膜拜对象只是因为它已经是商品。考德威尔说："我们已把艺术商业化了，艺术就只是情感的按摩了。……于是就产生了满足欲望的小说和电影，以及爵士音乐。资产阶级使从来想象不到的那样恶劣的艺术产品在世界上到处泛滥。艺术家的任务遭到彰明昭著的腐化堕落，后来艺术要反抗这种情况，于是就退出市场，变成与社会无关的，就是变成私人的了。艺术成了’目空一切的’东西，放纵私人幻想达到极点，到最后艺术品成为一种拜物教的偶像，因为它已成为一种商品。" 考德威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即资本主义文化没落这样一个发展趋势，把颓废艺术与商品市场联系起来。在商品社会里，艺术不过就是"情感的按摩"。
中国文学史家在谈及海派文学和颓废艺术时也同样涉及文学与上海商品市场的关系。作为大都市产物的海派颓废文学，它的发生、发展、生产、传播、销售都遵循着一般商品的规律。吴福辉在研究了大量的海派期刊(包括《金屋月刊》)之后得出结论说，"消费，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海派期刊的写作路数，总是在’食色’二字上下功夫。……为了’降低成本，批量生产’，……海派期刊里复制式的作品大量出现。" 这使我们想起本雅明关于作家不过是文学生产者以及在商业社会里文学作品可以无限制地大批复制的论述。他认为，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复制的艺术品变为专为复制而设计的艺术品"，因而失去了传统艺术所具有的"光环"，只剩下使用价值和展览价值。 贾植芳也认为海派作品"反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上海现代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现代都市形式的发展对小说审美趣味的影响。" 可见，海派颓废文学与商业社会的联系，即鲁迅所说的"没海者近商" 的问题，早已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以上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都正确地指明了海派颓废文学与商业社会的联系。这些见解对于我们理解海派颓废作家以及比尔兹利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无疑有巨大的启发。他们所把握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艺术无论是唯美主义还是颓废主义都不能摆脱它所生成的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它们必然带上商品文化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可以这样说，没有上海都市文明的发展和商品文化的扩张，就没有海派文学，就没有海派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即颓废文学的成熟和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文学与社会的联系是极为复杂的，绝不是单纯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上述论者虽然正确地指明了颓废主义和商业社会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但是却没有全面地把握两者之间复杂、深刻的关系。之所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深刻的，是因为这一关系并非用"反映论"所能够完全说明。如果把上述的联系，仅仅看成是对于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就过于简单化了。由于当今文学理论的充分发展，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可以由更为复杂的理论模式所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