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调查涉及社会文化、体质、语言、历史、考古等各个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既是一个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类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3）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20世纪50年代
学术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变迁有极大的相关性，一方面可以说某一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是某一社会时段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一定与社会“事件”（如政权更替，意识形态的转变等）同时发生，前者往往滞后于后者，毕竟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50年代末这10年看成是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时期，并把它归入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时间范畴之内。从学理上来看，至少有三个学术现象可以体现出其特征：
其一，组织机构的调整。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原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使命也宣告终结（其中有小部分的机构和人员迁台，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大学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院系也面临着“撤、停、并、转”的命运，即使是这样，这个工作的最终完成拖到了50年代末期，期间贯穿着民族院校和与文化人类学类似的“民族学”专业的建立等“事件”。尔后形成的组织格局就是：华东、华南的人类学民族学机构被取消，华北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形式保留了研究队伍，并充实了一些南方学者。至于其他各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几乎消失殆尽。
其二，研究人员的分流与思想改造。机构不存在了，这些研究人员不得不分流到其他的单位，除了一部分人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能继续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外，其余大多数的人类学者不得不转向历史学和考古学，并且从事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如此，为了能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彻底的决裂，这些从“旧世界”过来的，一直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新政权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脑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时期，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出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述，如林耀华在1951年运用恩格斯的劳动观点，写出了《从猿到人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梁钊韬、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林惠祥等转向从事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自己编写新教材《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概论》、《中国考古学通论》等。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直到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兴起，才发展延续到另一层次的更为激烈的思想革命运动。
其三，人类学研究思想“苏维埃化”的完成。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确立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思想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首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高等院校展开。1952--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学里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部提出“苏联经验中国化”的口号，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依照苏联模式展开各项工作。于是，在各类学术刊物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的文章和著作，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也是按照苏联模式来改造的，更为重要的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出局”，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得以完全确立，所以，有学者在反思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术思想时，就认为主要是秉承单一的原始社会史和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路径（王铭铭：1997：27）。这个研究取向具体贯彻于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思路之中。
新兴政权在民族事物上的最迫切的具体工作就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从1953—1956年开展的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和1956始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50年年代末“反右运动”一开始曾一度中断，但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作中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社会进化论，把民族访问所见到的风俗、语言、制度、经济等现象归结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残余”。随着这两项工作的完成，参加这项工作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基本上完成了其思想的“洗礼”和转变，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也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所以，从学术思想来说，基本上完成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