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知道他不再是什么--他却永远不知道他是什么
--马克斯·舍勒
（一）
“尼采是谁？”
小枫在《尼采的微言大义》（《书屋》2000年第10期）中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紧接着，小枫又引用尼采自己的话作了回答：“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哲人是‘真正真实的’”。
这也就是说，世上并无一个“真正真实的”尼采。后人对尼采所说的一切只是一种猜测性的解释，而“解释乃是用于主宰某物的手段。”（《尼采80年代遗稿选编643》，《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第194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以下只注《遗稿》及条目）
小枫通过把尼采的“微言”解释为另一种“大义”，意在主宰什么或想把问题引向何处呢？
对此，我已在《在学问之外--也谈尼采的微言大义》中有所分析（见《书屋》2001年第1期），但意犹未尽，觉得问题应该更明确一些，明确的途径就是再追问一下：我们是否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或未曾成为问题，又何谈知道或为什么要去知道尼采是谁呢？
我在题记中引用了马克斯·舍勒的话，意在说明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不知道并不等于不追问或不可问，问题在于要转换一种“问法”。但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凡追问“是谁”就都回避不了的根本性的问题：假设在尼采那里确有“微言”与“大义”之分，再假设又只有小枫知道哪些是“微言”、哪些是“大义”，那我们其余的人则无话可说。当然小枫是不会这样认为的。但在尼采那里又确实可以做出某种区分。尼采著作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几乎比比皆是。其实对任何思想家来说都存在着做如此区分的可能，因为没有谁首尾一贯、表里如一，也就是说没有谁是“真正真实的”。对尼采的区分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无非是因为它与我们想知道当下的“我们自己是谁”有关。而我们又恰好处于这样一种想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的状态之中。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逻辑也适用于这里。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据说就是一个自我认同问题。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哲人的话对“谁”在说？我在《在学问之外--也谈尼采的微言大义》中顺着小枫的思路强调了这一提问的政治学的含义，说明哲人面临这一问题时必然会谨慎行事，人在政治生活中是需要说假话的；现在还想把对“谁”中所隐含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再揭示一下。无论是对谁说话，这里的“谁”与“说话者”之间总得有一个共同的“当下”，而且这个“当下”是非人格、非时间性的。这等于说，只要一个人说话（写作），无论他是什么时候说（写）的，读者与文本之间都得有着样一个预设的“当下”加以保证，这就是“作者的自我和读者的自我有足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入到那些由作为一个为他所写的人来阅读的行动和作为一个将被阅读的人来写的行动所构成的关系之中。”（麦金太尔：《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第45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只注《探究观》）这也就等于说不管作者与读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交流实际上都戴有一个不得不有所预设的形而上学的“面具”，否则在没有一个共同“当下”的情况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确实要大打折扣，尽管作者的自我与读者的自我之间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依旧是“当下性”的。这是尼采的学说中之所以有“大义”（某种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的东西）的根本原因，也是海德格尔之所以说在尼采那里还有形而上学残渣的一个证据。当然这种“残渣”在海德格尔那里也有，或者说是谁也避免不了的。倒并不是尼采有意区分“微言”与“大义”，有意在隐瞒着什么。人之不能畅所欲言，完全露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更多的情况并不在“有意”，而在“不得不”或“不意识”。如果尼采的一切都是预谋好了的，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或只能曲折地以“微言”传达出来，那尼采就不再是尼采，而是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所以第二，尼采自己与自己是“分裂”的，他并不知道哪些是他的“微言”，哪些是他的“大义”。把这两点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展开我们自己的讨论了，而且这种讨论是在形而上学的“面具”（当下、大义）下进行的，至于它后面有没有“微言”（几乎可以肯定有），那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了。因为解释从来就指的是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但解释之所以可能，又正如尼采在同一个地方（《遗稿643》）所说，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希望增长的物”，人们正是“由这个物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来解释每一个希望增长的某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