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兴衰与新旧教育思想更替—百年职业教育回顾

【摘 要 题】职教史
职业教育的兴衰起落从来都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始终伴随着新旧教育思想的更替，反映了整个教育制度的进步与落后。
回顾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新旧教育思想不断更替的过程。这一过程，既表现了中国教育制度不断进步的主流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教育制度中落后势力的陈腐与顽固。
　　一
现代职业教育是在师徒传习制度基础上为适应工业大生产需要而产生的教育类型，源于较早发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我国机器工业规模的较快增长是促使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动因。从平均每年新注册的工厂数量来说，1903-1908年是211家，1913-1915年是413家，1916-1919年为1246家。
清朝末年对各种力量为农、工、商、矿等实业所举办的实业学堂，通称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见于1904年时任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所写的《添聘普通练习文》。（注：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第13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国的职业教育与早期实业教育，多数学者认为就其基本功能及其教育思想演变过程而言，两者一脉相承，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将这两者仅仅看成是“正式改名”（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第520页）。因此一般都把实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早期阶段进行研究，从而普遍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发轫于1866年由左宗棠奏请并于1867年1月开学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注：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1981年，第23-24页）
我国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实业教育，经过早期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的倡导和推动，晚清政府主要仿效日本的教育制度，于1902年和1903年（壬寅、癸卯）首次制订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学制体系，实业教育被列入其中，尤其在1903年学制中，实业教育不仅有初、中、高不同层次，而且与普通教育完全并列。然而实业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从1898年至1910年间，在清政府学部立案的高等实业学堂只有17所；到1909年，全国中等实业学堂也只建立了254所，学生16649人。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于1912年和1913年（壬子、癸丑）制订新的学制体系，把实业学堂改名为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但与实业学堂并无本质区别，发展仍然十分缓慢。1912年至1916年，两种实业学校总数从425所增加到525所，而学生数却从31736人减少到30029人。在此期间，教育界部分人士考察欧美各国的教育制度，越来越多的学者推崇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宣传西方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的教育制度。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一大批职业教育先驱于1917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标志，开始进入大力宣传并努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新时期。同时，职业教育思想与平民教育思想及乡村教育思想汇合，形成了一股推进教育改革的思想洪流。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也与陶行知为首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以及晏阳初组织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分工合作，大力推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促使有关当局于1922年修订出包括职业教育的新学制。该学制以美国教育体制为主要范例，部分地吸纳欧洲的做法，规定在小学设职业预科，在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设职业科，同时允许在高中阶段独立地分设职业学校。至1925年，全国职业学校数从1921年的842所增加到1548所，达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最高峰。然而由于内外因素的阻滞，职业教育又迅速沉寂，到1929年，全国的职业学校仅存194所。为此，职业教育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们所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431页）从而率先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主张，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决不能仅从职业学校，仅从教育界，甚至不能仅从农工商几个产业下功夫，而必须参与整个社会运动。
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教育、农林等部门相继制订了以《职业学校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职业教育的法规体系。职业学校从整个教育体系中重新分列出来，形成逐级分流的格局。遂后，抗日战争爆发，职业教育的发展遭遇新的困难，在此后的近20年时间里，就全国而言，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唯当时的解放区，围绕抗日战争需要所举办的职业教育，有较扎实有效的实施，其特点是面向工农大众，短期为主，灵活多样，力求实用，以应战时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