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和误读只是导致新批评在当代文坛遭受冷落的一个因素。八十年代以来对新批评的译介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那就是此时的新批评在美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影响式微了。各种新兴的理论流派对新批评的攻击责难也很多，并且在很多新派理论家的眼中心头，新批评是一种过时、偏颇、必须要超越的批评流派。我想这个背景对中国的接受者来说，多少影响了他们运用新批评的兴趣。追求学术话语的"通约性"不正是国内不少学者孜孜以求的吗？新批评作为老古董倒是满适宜的。
此外，在中国各大学的文学讲坛上，在文学批评的圈子里，传统的印象式批评、考据训诂的实证式批评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代传人；与新批评相冲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导性纲领；再者，"唯心主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大陆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背上了恶名，新批评在接受的过程中被冠以上述的头衔，这给它的理论传播和批评实践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我认为还有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年来我们对文学事业抱有不切实际的愿望。这种对文学的一厢情愿导致了相当多负面效应。我想，这也是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简单说来，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传统心态，常常使他们对文学产生"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幻觉，这种幻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常常促使他们将文学作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工具来使用，文学本身的特性、规律于是往往得不到尊重。回顾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人们不难发现这样明显的事实，即创作的主导倾向是所谓"新启蒙主义"，诗人、小说家大多在努力扮演，承担知识精英对大众启蒙的角色；而批评家则集中关注、发掘作品中的历史、文化、道德、哲学、政治等意识形态的内涵，"文学性"不是人们兴趣的焦点。批评市场上需求与供应的双重缺失，导致了新批评迅速的退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