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等概念暗示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参与者和基本理论分析范畴的首要位置。然而，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权力格局和政治规范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比如，2000年4月，当布什在攻打完阿富汗之后为进攻伊拉克而做舆论准备的时候，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次讲话中公开宣称，他为英国能参与使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行动而自豪。1 在经济领域，不少跨国公司操纵着规模远远大于许多民族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实体。在传播领域，一些主权的民族国家纷纷修改宪法和其他法律中有关传播产业结构和所有权的条款，以适应世贸组织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的要求。所有这些都表明，仅仅把民族国家作为理解和分析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传播现象已经不够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以下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在大英帝国的旧殖民主义政策和布莱尔今天热衷的在某些国家搞政权更迭的策略之间有什麽区别？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纷纷展开红地毯欢迎国际传媒巨子，而这些国家的传媒机构则忙于与以西方为基地的传媒跨国媒体公司结盟的时代，对“文化帝国主义”这样的概念是否应该重新理解？当第三世界中有第一世界的生存景况、第一世界也存在着第三世界的生存景况之时，当分散在纽约、孟买、圣保罗等地的消费精英们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比他们与各自国家中的贫困群体的共同语言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一的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
本文拟探索一条理解世界传播的新思路。首先，本文引入帝国这一概念作为理解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提供对世界传播舞台中四个主要参与者，即超国家机构、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变化和运作逻辑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描述帝国时代世界传播的混杂建构状态。之后，本文简要讨论9•11之后世界传播领域中的新发展，尤其是美国国家对自己作为帝国的首要传播者的地位的强化以及国家与资本间更加紧密的关系。在最后的结论中，本文将简短归纳现行世界传播秩序中的矛盾与张力。
一、帝国和新型统治制度的建构
冷战结束、跨国公司与超国家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力量增长，以及市场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导致了民族国家统治权力的削弱，尽管这是一个极端不平衡的过程。今天，在确定的区域内管制经济和文化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而，帝国主义“就是欧洲民族国家把主权扩展到自己的边界以外” 2 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再能够恰当描述世界现行秩序了。许多学者就此提出一系列的新的理论表述，从右翼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到左翼的哈维的（David Harvey）“后现代状况” 和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最近，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戈雷(Antonio Negri)关于帝国的理论在西方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他们合著的《帝国》一书中，作者用帝国这一概念来描述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操作的新的统治形式。就象他们所说：
我们最基本的假设是统治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下联合组成。这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与帝国主义相反，帝国并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它是一个分权和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领域包括在其开放和扩展的前沿。帝国通过调整其命令网络控制着混合的身份，可变的等级制度，以及多元的交流系统。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地图上清晰可辨的代表不同国家的色彩条块已融化混合成为帝国时代的全球彩虹。 3
因此，帝国是与世界市场的实现相对应的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就像哈特和内戈雷所定义，帝国的概念“假定一个有效地囊括了空间全部的制度，或者规则凌驾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现实”。4 全球化，从这个观点看来，不是侵蚀了单个国家的主权，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由扩散的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组成的新的系统。这产生了新的裁判机构和新的管制及社会控制形式，这些新的机制既依赖于国家又依赖于资本全球化。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并不导致统治的终结，而是将其自身建构为全新的形式--“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5 这一形式一方面凌驾于现有民族国家形式和国际体系之上，一方面又依存于现代国家与国际体系，并把这一体系与资本的全球扩张紧密联结起来. 因此虽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这种竞争已被一种单一的权力秩序和权力观念所决定。6 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帝国是一个“混杂的结构”--其组成不仅包括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还包括跨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