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育控制措施
李中清等提出，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生育特征的低生育率，生育行为中的晚生、早停以及间隔长这三种机制，中国健康文化和生殖文化都起了作用。[49]我们当然可以举出反证。比如，用赫瑞关于萧山家族研究来说明晚生不是事实：这些家族的妇女在结婚两年内就有了第一个孩子；用冀东妇女生育观来说明没有早停的动机：她们一直要生到46岁；用周夷谷的数据来说明长间隔并非普遍：从1949年以前到1979年以前，中国农村妇女在生完第一胎后，往后各胎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与欧洲人口生育间隔一样，而不是“比欧洲长得多”；用清代名医汪朴斋的“种子术”来说明中国健康与生殖文化中有力的生育愿望。[50]但反证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勒里顿认为，所有这些行为，包括长哺乳期等，都可以是自然生育率状态下无意识的生育行为。关键是，人口体系的转型要靠有意识的控制生育。这也是法国人口学家亨利（Louis Henry）在1961年提出“自然生育率”这一概念时的本意：把无控制的生育和有控制的生育区别开来。[51]所有这些行为有可能降低生育率，但它们并不改变无节制生育这一事实。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李中清等并没有令人信服地重建一个中国历史人口体系。
李中清等认为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这些具有人为控制的措施也对中国历史人口的生育率起到了作用，然而，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在研究辽宁道义屯时，李中清等只是从婚内的低生育率反过来推定避孕和流产的措施存在。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中，李中清和王丰引用李伯重的一项研究，证明避孕和流产的方法的存在。[52]的确，李伯重的这项研究告诉了我们许多从汉代以来的避孕和流产方法，但问题是他没有证明这些方法的成效、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节制生育率动机。根据曹锦清、张乐天等人的调查，在1949年以前的浙江北部，即“江南”的核心地带，乡间流行着三种打胎土法。一是草药堕胎法，用水井里的凤尾草和屋脚边的车前草蒸汁。一是用麝香制成的药膏贴在孕妇脐部，据老中医说，此方法确有效用，但也视不同的“胎气”而异。一是针灸法，据说要请好的针灸师，否则无效。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三种流产方法的效果都值得怀疑。[53]实际上，中国历史的溺婴也可以作为反证：避孕和流产对20世纪以前中国的生育率没有影响。否则，避了流了即可，何必等孩子生下来再溺？
李中清等用婚姻率来解说历史时期对人口生育的控制更是不合理。李中清和王丰认为，溺婴造成了人口比例的失调和婚姻挤压，使得18-19世纪的中国男性约20%在30岁时仍没有结婚，到40-45岁仍有10%-15%是单身汉。这一解释首先与理解历史时期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关系，因为生育率取决于女性。依李-王所说，中国女性在过去300年里，到30岁没结婚的只有1%。这1%对中国生育率并不产生重要影响。其次，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当然对婚姻市场有些影响，但中国的婚姻形式是男性年龄大于女性，性别比例的差异会自动在婚姻的年岁顺差上产生一定程度的调整。中国男性单身的真正原因是贫穷。
困难的生活也会从生理上降低传统农村妇女的生育能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uthur Smith）通过他在19世纪中国农村丰富的30年生活经历告诉我们，中国农村妇女衰老迅速的原因是农村妇女除了要照顾大家庭外，还要承担繁重的户外劳动，生养众多的孩子有耗费了它们的大量体能。《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也告诉我们：在大跃进灾荒期间，在安徽的“武店”公社，官员们统计后发现，“1034人浮肿，929子宫下垂，3047人闭经，1016人干瘦”。[54]如果安徽中部一个公社大概可以有10000-13000名女性，凌的叙述等于在说武店的所有育龄妇女都不可能生孩子，而这些营养不良疾病在大跃进期间在全国大部分农村中存在。明和凌的叙述使我们懂得：艰难与饥饿的生活可以导致传统中国农村妇女相对低的已婚生育率。正如李文海和他的研究小组告诉我们，在1840-1949年间频繁发作。例如在1928-30年间，西北和华北大饥荒夺去了陕西1300万人中300多万人的生命，另外导致600多万人沦为乞丐和流民。传统欧洲的农村妇女虽然在经济上也贫穷，但她们从主食的面包、土豆和肉类中获得了相对好的营养，并且她们也较少经历大规模的饥荒。[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