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清和王丰关于生活水准还有一项指标是中国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但也正如他们所理解，20世纪初在某些城市和农村地区平均预期寿命的些微增长是因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所引起，而不是中国人真的平均活得长了些；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发生在1950年代，那是因为战争死亡率的消失和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人口学家阎瑞和陈胜利的研究明白显示：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真正活得长了。在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或者说开始了有意义的增长。[63]
3． 家庭模式和国家政权
在李中清等看来，清代以来人口之所以存在低生育率的一个关键是中国有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家庭模式：一个复杂而有权利的复合家庭制度，或者说在生育文化传统上形成了与西方个人主义相对的中国集体主义[64]。他们在对辽宁和台湾这两个省20世纪之前家庭结构进行实证性纵向研究后发现，“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复杂的复合家庭之中。尽管这种模式在其他地方并不一定如此普遍，而且家庭户也相对简单，但家庭关系和家庭义务仍然很复杂。”但他们却把这一模式推及全国，指出“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人口行为主要是家庭体系的产物。”[65]
实际上，辽宁和台湾的案例只是某种特殊地域生态背景的产物。台湾是由移民构造的社会，区域人口相对稀少，土地较多，不存在人口过剩的危机。富裕的社会有利于大家庭的发展。在资源短缺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贫困往往是造成分家的原因之一。日本学者广田豪佐研究了清末民初北满地区的大家族，认为大家族的形成和地理环境、农耕技术、交通不便有关，但由于家族内的冲突或外在环境的改变，大家庭必须分家。赖惠敏的一项研究则表明，清代内务府官庄庄头及亲丁的家户通常包括兄弟、子侄或者堂兄弟的大家庭，人口众多，而普通官庄壮丁家户并非大家庭，人口不过五六人，多数为直系亲属的组合。李中清和王丰的观点来源于他们对道义屯的研究。赖惠敏发现除了道义屯外，辽宁盖州的户口册显示当地也有大家庭。但是，赖指出：“家庭组织和他们的经济来源有关，八旗人口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必须以少数兵丁的收入来养育多数人口，所以组合成复杂家庭”。内务府官庄的经济状况不同，家庭结构也与八旗不同。据此可见，从某些特殊地区特殊人口中归纳出来的特殊家庭结构，甚至无法推及同一地区其他类型的人口中去。其实，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历史时期中国的家庭构成的主要形式是5口之家的核心家庭而非复合家庭，关于这一点，已无争论的必要。
可是，李中清和王丰却在其虚构的中国复合家庭概念上展开论述。他们把中国人口行为的基本决策单位确定为扩展的家庭和户，在其中个人或夫妻并没有决定的权力。“家长对所有家庭成员拥有绝对权威，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年少的亲戚（弟弟妹妹、表弟妹堂弟妹和侄子外甥）家庭”；“婚姻、生育以至死亡都要通过个别的交谈和集体决策来决定”。如果这一表述超出了辽宁八旗人口的话，那么李-王所描绘的已不是家庭而是“家族”。在许多地区，家族确实对其成员的婚姻、生育、死亡有着极大的权力，但就整个中国而言，家族的支配权并不普遍。最典型的例子是，江南核心地区的家族并不发达，在19世纪以后更是如此。但这一地区在清代的人口增长率却是最低的，甚至从宋代以来人口就一直保持着一个极低的增长率。由此可见，江南的人口控制大体是由每个小家庭自行决定的，与家族没有多少关系。
尽管如此，李中清和王丰还是从集体主义模式结构中展开自己的证明：“正如中国的父母对其孩子有财产权力一样，中国的国家也对个人拥有财产权力。”但这一论述是对中国政治文化和财产权史的误读。限于篇幅，本文不就这一观点展开。
注释
[49]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139页。
[50]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139页；Stevan Harrell and Thomas Pullum, “Marriage, mortality, and development cycle in three Xiaoshan lineages;” 周夷谷：《近代中国妇女婚后生育研究》；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8-9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