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亨廷顿的说法，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对第三次民主浪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即梵蒂冈、欧共体、美国和苏联。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天主教会的影响主要是实行权威政体的天主教国家；欧共体的影响集中在南欧和东欧；美国的影响面要广些，但其影响较大的是拉美和部分亚洲国家；前苏联的变革清除了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这几个权力中心每一个都有过政策上的变化，没有这些变化，第三次浪潮的情形会大不相同。⒄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美国虽然口头上也高唱民主原则，但事实上，它常为了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而牺牲民主原则。世界上许多独裁国家都是仰美国鼻息而生存的。在冷战的年代，为与左翼势力对抗，发展中国家的右派军人独裁政权和传统的君主政体常得到美国的偏爱。但是从1974年起，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开始把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这恰与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兴起相吻合。到1981年底，里根政府确定了不仅在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在非共产义国家促进民主的目标。美国那些权威主义的盟友开始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这些国家的民主反对派则开始受到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西欧各国在战后主要是收缩而不是扩张其权力。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方面，主要是英国在其非殖民化过程中做过一些努力。应该说，英国殖民地比其它国家的殖民地更容易走上民主道路。除此之外，战后西欧政府已习惯于同任何非民主的政体合作，默认其国内事务的安排。无力施加巨大的影响。不仅在拉美，而且在欧共体的直接边缘国家也如此。⒅但欧洲议会和欧洲共同体却是一贯支持民主的。在各国际组织中，只有它们“明确地和始终一贯地在其所有成员国中维持民主”。⒆欧共体的扩大以民主为条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从经济发展角度都迫切需要加入欧共体。欧共体对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60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会是保守的反民主势力。自60年代中期起，它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官方层面，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确立了支持社会政治变革和促进人权的方针。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主教会议上，这一方针都得到重申。在基层，普通信众、基层教士和年青一代的教会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与权威主义发生冲突。从此，天主教会在各地都站在了权威主义政权的对立面。在巴西、智利、菲律宾、波兰和中美洲国家，天主教会在反权威主义运动中承担着中心的角色。教会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源，有严密的组织，有教堂、电台、报刊等工具，有谙熟政治的领导人，能够利用其国际性的联系和影响，这都使它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除政府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教会等，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基督教民主同盟、社会党国际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部影响的另一种来源是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影响。亨廷顿称其为“示范效应”和“滚雪球效应”。
所谓“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为向民主的过渡和民主化改革在若干国家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率先民主化的国家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为其它国家所摹仿。若干国家相似的进程产生连锁反应，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成熟的国家，这种气氛减少了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对于民主条件尚不够成熟的国家，外部影响往往是启动民主进程的最初动力。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已经使当代世界已经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特别以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使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使率先民主化的国家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强烈更直接更迅捷的冲击。
民主的示范效应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产生最强的反响。如葡萄牙对南欧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对其前殖民地拉美地区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转变令人信服地说明，伊比利亚文化并非天生不变地是反民主的。”⒇在拉美国家内部，示范效应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在亚洲，1986年2月马克斯的垮台，引起了亚洲其它国家权威主义领导人和民主反对派的焦虑和希望。特别对韩国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在黑非洲，示范效应使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滚雪球效应在东欧最具戏剧性。当波兰于1989年8月将铁板一块的斯大林模式冲开第一道缺口后，权威主义的堤坝开始迅速坍塌，各国的民主化接踵而至。匈牙利是9月，东德是10月，捷克和保加利亚在11月，罗马尼亚在12月。甚至在阿尔巴尼亚那样根本不具备实现民主条件的国家，民主化浪峰所至，权威主义政权也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