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政治文化的研究倾向于强调民主的文化特殊性、不可移植性，强调发展中国家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性、其嬗变的缓慢和长期性。但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各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民主化的基本驱动力，它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展，也以不可阻遏的力量在摧毁权威主义政治，推动着民主化进程。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可以构成民主化的动因或障碍，推进或延缓民主化进程，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力量面前，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发展能够突破文化的界限，或推动文化发生较快的变革。文化的特殊性可以使一个民族走上一条特殊的民主化道路，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初建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着上民族的颜色，但没有一种文化构成实现民主的绝对障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在非西方文化的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在经济条件成熟的条件下仅因为文化条件特殊而未能实现民主化的事例是少见的。它昭示了现代民主在全世界普适性的光明前景。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能够确定各种文化与民主的具体联系。亨廷顿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⒀新教文化最适合民主，这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实。最早实现民主化的西欧、北欧、北美、大洋洲各国几乎都是新教国家。战后的一项研究表明，“在99个国家中，人口中新教徒的比例越高，民主的程度越高”。⒁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使人们对天主教和东正教与民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直到本世纪70年代，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还被认为是不利于民主的。但第三次浪潮几乎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浪潮。“大约在1974—1989年转向民主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⒂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东正教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
基督教对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在韩国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战后初期，韩国基本上是以孔教为外表的佛教国家，只有1%的基督教徒。到80年代，基督教徒猛增到25%，即4千万人口中有1千万是基督徒。改宗基督教的主要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部分：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它使韩国社会孔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消极哲学让位于基督教的好斗精神。民主运动的两位著名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基督徒，70年代在《民主救国宣言》上签名的都是基督徒，有的是教会神职人员。金大中就曾极力推祟基督教在韩国民主化中的作用，认为基督教是民主运动的精神源泉，教会是民主运动的保垒。⒃伊斯兰教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最弱，这一点已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所证明。如今，权威主义政权和少量传统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和中东伊斯兰教地区。但是，从90年代的情况看，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也许超过伊斯兰教文化。这与亨廷顿的排序有出入。在黑非洲，文化因素同时导致政治发展的低水平和经济发展的低速度。但是，直接阻碍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另外，我们还需看到，黑非洲文化对民主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其惰性力量，是其传统政治文化的低水平对现代民主文化的不适应。这个差距需要随着社会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弥补。也就是说，黑非洲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问题。而在“中东－伊斯兰教”地区，本土文化则表现为一种对现代民主的好斗的对抗性。政治文化的变革在文化领域本身就遇到强劲的挑战。特别是在一些国家里，比较开化的政治精英必须以权威主义的方式控制政权，而权威主义统治的松动和民主化的改革往往会带来反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中东－伊斯兰教”国家民主化改革面临着这种二难困境，其民主化进程也许更为困难。
4.外部因素：民主化的助力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发育成熟，但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之一。它可以加速或延缓民主化的进程。对一些国家来说，外部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前面的分析，一个国家发展达到一定社会经济水平，即进入民主化的“转变带”。但外部影响会使其在进入“转变带”前就实现民主化，或在其进入“转变带”后推迟实现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