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儒修看来，后殖民论述的“后”有着矛盾性的意义，即除了表示殖民统治已经结束以外，还意味着殖民经验的延续——殖民母国文化的霸权式影响，使殖民遗迹并没有因为殖民主人的离去而消失，这造成了殖民记忆的空间化。“后殖民论述细致的思考，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普遍的事实：政治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不代表该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甚至人们的心灵等方面，已脱离殖民状态。……美国的文化商品，不论是电影、电视节目、流行音乐，或者是可口可乐与麦当劳速食店，用着美国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做后盾，到世界各国攻占市场，可通称为文化帝国主义。”[24]陈儒修对殖民记忆的空间话话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的论述，尤其有新颖之处，这表明，后殖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而且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延伸。后殖民情境并不止于殖民地独立之后所进入的历史时期，同时留下殖民经验与记忆铭刻于本土文化之内的痕迹，并与本土传统文化未曾变形的部分产生互动关系。因此，“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语言成为官话，每个人都得学习。到了独立之后，语言的使用可以凸显外来文化移入交杂的情形，每个人都变成双语使用者，例如在言谈间加入外来语，有时候用母语‘翻译’一遍，有时候则不翻译，故意保留意义的暧昧性，有时候则使用外来语法表达等，皆点出殖民/被殖民文化混杂的现象。……由于不再可能回到殖民前所谓‘纯净的’本土文化情境，后殖民文化的混杂特性，遂形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后殖民的文化认同将由此开始。”[25]这一段话的重要性在于，陈儒修注意到后殖民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混杂的文化，本土传统和外来文化、痛苦的记忆与现代性权力相交织，使得被殖民者的语言成为双语杂糅状态，显示出文化被抹擦，母语被介入，文化认同和文化拒斥混杂的新状态，而这正是第三世界文化和语言面临后殖民时代的真实处境。
陈儒修关注后殖民电影问题，因为这已经成为第三世界的一个文化重建的问题。尽管电影来自西方，但第三世界电影人仍挪用这种西方形式将电影与本土文化整合，逐渐扬弃其外在的西方中心标识，而表现自我民族的特有美学风格。“在时间与空间的面向，西方电影强调线性时间的延续，第三世界电影则重视空间的关系，所以使用大量的长镜头，让观众参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如特写镜头出现在西方电影中，乃是为了凸显主角，或制造心理冲击，但在第三世界电影则很少使用这种镜头，因为他们不强调个人崇拜，主张集体行动。第三世界电影的例子说明了西方电影艺术与本土传统文化混杂共存的辩证关系，并且成为这些国家寻求文化自主的最佳典范。”当代电影作为后现代艺术形式在第三世界的发展，表现出中西方文化二元对立模式的逐渐消解。西方中心主义曾是被殖民奴役的人们心灵上最后一道桎梏，只有在不断整合中彻底清理，后殖民才能真正代表殖民历史的终结和新的整合性文化空间的诞生。
在我看来，陈儒修的研究表明了一种超越后殖民文化对抗性而走向文化整合性的努力。面对西方话语时，第三世界学者经常很尴尬，一方面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氛围，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获取和学习甚至“戏仿”西方的一些有效性话语。因为一些元范畴已经成为了人类思维共同的文化资本，变成每一个人都达到共识的基本言述方式时，只能加以采纳，但绝对不能不加分析地将西方话语装进本土文化思维框架中，而在后殖民时代丧失自身文化的合法性而成为西方话语的整体挪用。可以说，正是在解殖民过程中，第三世界不断消除自身的被殖民经验，找回自身的文化记忆，使得文化重建不是单纯回到过去历史文化的元生态中去，而是在新的文化整合中，生长出更为开放多元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殖民论述与殖民记忆既是历史的伤痕，又是新的历史建构的文化心理奠基。
不妨说，后现代后殖民的政治学视野使我们体认到：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化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且成为一种泛化的文化政治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理论在对当代社会现象做出某种文化阐释时已然看到，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选择问题已经同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这无疑表明，在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和肯定自身文化价值之时，后殖民知识分子还需学会协调国际政治关系并将“话语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